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上海报道 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癌症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因此，抗癌也成为全球新药研发最集中的领域。而作为全球癌症高发国家，肿瘤新药研发更是成为中国医药企业必争的战略高地。
据PharmaProjects的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在全球TOP 25医药研发领域当中，就有14类属于癌症，占比达到了56%。而据中国国家药监局数据，2013年至2022年期间在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公示平台登记开展的1-3期药物临床试验涉及的适应症TOP 10中，有7个是肿瘤相关的适应症，围绕TOP 10适应症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占临床试验总数的55%。
另据行业权威咨询机构统计，截至2023年7月12日，今年国内已有42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几乎赶上去年全年获批数量（49款），其中，抗肿瘤依然是新药最集中的疾病领域达16款，包括武田的莫博赛替尼、罗氏的维泊妥珠单抗、诺华的瑞波西利、阿斯利康/第一三共的德曲妥珠单抗、恒瑞医药的阿得贝利单抗、海和药物的谷美替尼、阿斯利康的阿可替尼和司美替尼、拜耳的可泮利塞等。
随着新药审评审批速度不断加快，国外肿瘤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也在提速，中国创新药正迎来“黄金时代”。但是肿瘤药物市场仍有诸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以及众多待突破的痛点，如怎样提升创新药物研发效率、加快创新药物临床可及等，这也是众多跨国药企当前关注的焦点。
如何加快肿瘤药物研发创新？
近年来医药产业创新与抗肿瘤新药创制的蓬勃发展，肿瘤领域临床研究与探索迎来了新机遇。《“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达到这一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有临床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目前，中国已经出现较多全球首创或同类最优的创新疗法，包括新的靶点、作用机制、药物形式等，为肿瘤治疗开辟了新的探索领域。过去，肿瘤患者在一二线治疗过程中，强调客观有效率，将肿瘤客观有效率转化为生存率。二线以后的治疗目标则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
“肿瘤治疗的改变观念在于，早中期肿瘤争取治愈，中晚期肿瘤带瘤生存，所以围绕这个点，更多的治疗就从改善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希望延长患者生存期。另外，随着我们对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深入了解，对某些关键基因、驱动基因的发现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针对部分基因，可以更好的控制肿瘤甚至实现临床治愈。”上述临床专家说，“健康中国2030”战略规划提出不仅要关注治疗，更加要关注患者全生命周期的疾病管理，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全病程整体解决方案。
尽管创新药给肿瘤治疗带来了极大改观，但是创新药的研发面临“九死一生”的命运并没有改变。更困难的是，随着新研发成为中外创新药企聚焦的主要方向，研发靶点聚集、“内卷”化也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一大挑战。业内通常认为，一款新药从开始研发到获批上市，必须要经过体外，临床前动物，临床Ⅰ、Ⅱ、Ⅲ期等一系列研究，10到15年是很正常的时间，花费至少要10亿美元。
因此，新药研究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等问题也让不少药企望而却步，而如何提升创新药研发效率也成为当前药企普通关注的问题。
随着计算机算力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精进、以及更多前沿技术的应用，AI技术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的价值日益凸显。
近两年来，Al作为新药研发的引擎，在全球各大药厂和生物科技公司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据皮斯托亚联盟(Pistoia Alliance)2019年的一项调研显示，约有70%的生命科学研究人员都在使用Al来加速或者帮助他们进行新药研究。
有证券机构医药行业分析师指出，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力量，中国将在药物的原发性创新上成为引领者和推动者。药物研发是人工智能最重要和最大的应用场景之一，人工智能则是药物研发最重大的技术红利之一。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在肺癌患者出现耐药之后，仍然会有50%患者耐药机制不明确，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疾病，把这50%患者的耐药机制探索出来，对于后续更好为患者提供解决方案会有较大帮助。”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医学事务部负责人杨海英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而AI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化加快肿瘤创新药临床应用
从医疗卫生体系来看，数字化广泛的在医疗产业内加速发展，大数据、AI等新兴技术也为医药、器械、诊断、医疗服务领域的效率提升带来可能。
有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加速实现数字化医疗，首先需要加强群众对医疗服务行业的认知，宣传推广数字化医疗，普及分级诊疗等，助力数字化医疗的渗透；其次，需要结合数字化技术改善医疗资源分布失衡的情况，使各类患者均能获得数字医疗的普惠；再者，国家需要制定支持性政策鼓励数字医疗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鼓励发展互联网医疗、打通国家医保支付等，另一方面还需加强监管，确保诊疗质量、患者信息安全等，切实有效地推进数字化医疗的落地应用。
此外，加速产业融合也较为关键。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数字化与商业创新部、商业战略与卓越运营部负责人朱理琍指出，首先，在数字化落地方面，涉及提高病人的可及性和便利性，这也要求需要打通包括电商、互联网医院在内的数字化线上渠道；其次，在诊疗观念的认知方面，由于各个层级城市之间疾病知识差异比较大。想要推动规范化诊疗，需要从患者的角度加强对疾病知识科普教育和推广；此外，在数字健康领域的布局上，市场布局者皆想在医疗体系之外形成数字化服务模式。但事实上医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数字化不能脱离医疗体系、脱离政府支持的大环境独立进行，相反需要在医疗体系之内、在政府支持下赋能提升效率。
除了商业化，在研发层面，也需要在整体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上大力推广数字化的应用，在临床研究中利用数字化的工具或手段，考虑将患者加入临床研究，以达到三个目的。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中心负责人何静对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一方面，数字化手段可以更进一步帮助企业进行更加精准的患者人群选择，例如，在乳腺癌领域可以尝试数字化病理，也就是在传统组织学病理基础上，借助于光学数字化的过程，帮助企业更好地去筛选出来最适合某一类产品治疗的患者，这是数字化手段达到的目的之一。
另一方面，从各大医院研究中心情况来看，都在非常积极在参与和共同来构建数字化临床研究运营的一个系统，如此能够大大提升临床研究运营的效率。
“利用数字化工具能够提升患者在临床研究过程之中整体的体验，能够让患者更加深入的和研究者、研究医院沟通互动，在此过程之中，数字化工具也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包括不良反应在临床研究中的监察和管理等。从研发的角度，探索新的数字化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提升患者的整体临床获益。”何静说。
肿瘤药物市场仍有痛点待解
目前，临床研究资源短缺也是制约我国药品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有数据显示，我国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已经超过1万家，三级以上的医疗机构有2000多家，但是现在能做药物临床试验的机构通过认定的只有600多家，能够承担I期临床试验的机构仅有100多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医药创新的瓶颈。
这也要求药企在聚焦研发的同时把控背后的风险，而数字化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借力数字化手段，目前跨国企业在肿瘤领域的研发风险进一步降低。不过，在研发之外，想要推动肿瘤药物进入市场仍存在诸多瓶颈。
眼下，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药物市场上，跨国药企在享受创新药加速上市红利的同时，也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后集采时代，曾经占比超过80%的过专利期原研药迎来真正的“专利悬崖”；国家医保目录的谈判成为决定未来医药市场新格局的“调控之手”，让跨国药企在产品之外，更要注重及时调整未来市场策略……
上述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在当前利好的宏观环境下，想要推动更多肿瘤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企业需要构建体系化的风险管理框架，对企业核心战略与经营风险领域建立可预测性的管理体系，包括治理与文化、战略与目标、商业模式、运营与可持续发展、监督与合规。 “企业需要具体考虑的风险点，比如行业政策风险、市场格局变化风险、研发及专利风险、创新商业模式和商业合作风险，竞争风险，供应链风险，合规风险，可持续发展风险等，通过系统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助力企业的价值实现，并赋能企业的业务决策，有效应对不确定的市场因素，最终实现稳健成长。”
要想达成这一目标，离不开完整产业链上下游的交流与合作、离不开良好的生态圈，更离不开创新的土壤。
在肿瘤市场布局上，阿斯利康中国肿瘤事业部总经理陈康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之前很多中国药物都是Me too（仿制），我们现在看到更多First in Class（首创），不仅是在中国，而是在全球First in Class的药物，中国肿瘤创新药物走进“黄金”时代。这对跨国企业而言也意味着市场机遇。
机遇之下也需迎接挑战。“Best in Class（最佳）或者First in Class（首创）相关药物能够快速地进入到临床实践在药物获批之前，中国某些地区也非常支持Early access（早期准入），如博鳌乐城、粤港澳大湾区等，能够尽早让中国患者获益。我们也以是否改变临床实践为导向来客观评价我们的工作。”何静补充道，企业也需要联合外部的技术公司进行跨界合作，打造新的解决方案，如借助数字化、AI等创新技术，与诊断公司一起开发DTx（数字疗法），与病理学会的合作进行质量控制，与医院及区域政府机构在RWE（真实世界证据）的合作等，真正通过数据加强对疾病了解，更好地思考未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