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魏笑 实习生宋家哲 深圳报道 随着ADC药物赛道站上风口，近期国内外ADC药物企业大动作频频。
7月11日，国内ADC龙头企业科伦博泰成功登陆港交所，创近两年来港股生物医药IPO规模之最。
公开资料显示，科伦博泰是开发ADC的先行者之一，是中国首批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建立内部开发ADC平台OptiDC的生物制药公司之一，在中国ADC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上市前，科伦博泰已完成了三轮超18亿元融资，且达成估值涨幅超3100%。2020年6月，Pre-A投后估值3.13亿元；2021年5月，A轮融资投后估值达50亿元；2023年2月，递交上市申请，投后估值已超100亿元。
继今年4月与BioNTech达成近17亿美元的ADC药物授权合作后，7月10日，映恩生物又与百济神州达成一项独家选择权和授权合作协议，百济神州获得一款在研、临床前ADC药物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该药物将用于治疗特定实体瘤患者，映恩生物将有权获得高达13亿美元的额外付款，以及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可以说，今年以来国内外ADC领域一片热火朝天。据西南证券研报，仅国内就有170余个ADC药物在研，其中进入临床阶段的近60个。
然而，在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国外也有ADC药物企业曝出严重安全性问题。7月11日，ADC Therapeutics宣布因7例患者死亡暂停其II期临床试验（LOTIS-9）新的患者入组。随后7月13日，据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官网显示，瓴路药业从ADC Therapeutics引入的全球首款CD19靶点的ADC药物上市申请获得受理。该药已于2021年4月获FDA加速批准上市，单药治疗成人已经历2线或多线系统治疗后的R/R DLBCL，商品名为Zynlonta。
风口下快速崛起的ADC药物创新企业，不仅受到行业头部企业的青睐，也备受资本市场宠爱。面对市场不断增多的ADC药物竞争，未来谁能笑到最后还有待时间检验。
ADC成就近两年港股最大IPO
实际上，科伦博泰脱胎于科伦药业，其也是科伦旗下的第三家上市公司。
2010年，大输液龙头科伦药业在深交所上市；2022年12月，科伦药业将抗生素中间体业务主体川宁生物（301301.SZ）分拆至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作为国内最大大输液生产企业，科伦过往的核心业务走量类的品种。1999年，科伦大药厂进行GMP异地扩建，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大输液生产基地，单厂年产量达亿瓶，靠的是控制成本和并购。
但2011年前后，随着医保控费、限制抗生素滥用、限制门诊输液等政策不断出台，输液市场遭遇挑战，科伦药业也开启了转型之路。
其中，科伦博泰于2016年正式创立，致力于肿瘤学、免疫学及其他治疗领域的创新药物的研发、制造及商业化。
在众多细分领域中，科伦博泰将目光瞄准ADC。一位前科伦研发人员向媒体透露，“大分子生物药中的PD-L1（KL-A167）没有赶上红利期，于是我们把ADC作为新的突破点。内部很早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布局的ADC管线比较多。”
作为热门的赛道，目前ADC药物布局者众。据西南证券研报，国内共有170余个ADC药物在研，其中进入临床阶段的近60个。其中，恒瑞医药、百济神州、君实生物、信达生物等都有布局。
提前布局也使得科伦在ADC领域取得先机。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科伦博泰是首家将内部发现及开发的ADC候选药物许可予前十大生物制药跨国公司的中国公司。
科伦与默沙东于2022年5月达成第一次合作，默沙东拿下Trop 2 ADC的海外权益。短短两个月后，科伦药业与默沙东再度达成合作协议，将一款临床早期ADC新药的全球权益授权给默沙东。2022年底，科伦药业与默沙东就7款ADC产品达成了总金额94.75亿美元的合作。
被资本看好的潜力资产，是作为其核心产品的两款ADC药物（SKB264、A166），以及一款即将上市的PD-L1（A167）。
其中，SKB264是一款新型III期阶段TROP2 ADC，定位为晚期单药疗法及早期联合疗法的一部分，用于治疗各类晚期实体瘤。
A166是一款用于治疗晚期HER2+实体瘤的差异化NDA（新药上市申请）注册阶段HER2 ADC，定位为晚期单药疗法。目前已达到其针对3L+晚期HER2+BC的关键性II期试验的主要终点，已向国家药监局提交NDA，有望在2023年正式获批上市。
其实，科伦博泰一路走来也并非一帆风顺。因创新药研发的巨大研发投入，2021、2022年，科伦博泰分别亏损8.9亿元、6.16亿元。
早期，科伦博泰一直靠其母公司科伦药业疯狂“输血”。直至2020年6月，其完成Pre-A轮融资；2021年4月，科伦博泰获IDG领投超5亿元A轮融资；2023年1月，获默沙东领投、IDG参投2亿美元B轮融资。
此次IPO募资总额约12.589亿港元，系港股医药领域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IPO。
科伦博泰表示，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两款ADC核心产品SKB264及A166的研发和商业化、A140、A167等其它主要产品的研发和商业化、技术平台开发以及产能和质量控制系统的扩充。
ADC药物安全性问题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由辉瑞研发的全球首款ADC药物Mylotarg获批，最终因副作用较大于2010年退市。
ADC也从2010年开始开启漫长的低谷期，到2018年全球仅有4款上市。
ADC药物，可以将其理解为一颗打向肿瘤癌细胞的定向子弹，只有进入癌细胞中才释放药物，兼顾了化疗药物高效、靶向药物精准杀灭肿瘤细胞的功能，大大减少了对正常细胞的伤害，近年已成为发展最快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
虽然与传统化疗药物相比，ADC药物可精准作用于肿瘤部位，副作用更小，但ADC药物本质上属于化疗药，其通过前面的抗体把后边的化疗药带到了肿瘤细胞部位，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化疗药毒性，比如血液毒性，以及一些化疗本身的不良反应。
此外，可控性较差的偶联反应会导致ADC药物异质性过高，降低临床有效性；而稳定性差的连接子会增大脱靶毒性，带来较大的安全性风险。
7月11日，ADC Therapeutics宣布暂停其II期临床试验（LOTIS-9）新的患者入组，该试验旨在评估CD19 ADC药物Zynlonta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先前未经治疗、虚弱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疗效。
ADC Therapeutics近期对参与试验的患者相关数据进行了审查，发现该研究存在过多与呼吸相关的安全性事件，其中包括7例患者死亡和5例3级或4级事件。导致患者死亡的安全事件包括急性呼吸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病和缺氧等，所有去世的患者在80岁以上。
ADC Therapeutics表示正在极力调查背后原因，但指出其中11起安全性事件不太可能或与研究的药物无关。
无独有偶，3月13日，Mersana公布，由于发生5级致命不良事件，其XMT-2056（靶向HER2新表位的免疫合成ADC）的I期试验被FDA暂停。
该生物技术公司称，这起死亡事故被认为与药物治疗有关。去年，该公司与葛兰素史克公司达成共同开发STING激动剂的合作，总价为13亿美元的期权交易条款，其中包括1亿美元预付款。
有业内人士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其实药物评价一般分为两个方面，即安全性和有效性，二者很难兼得，重要的是取得平衡。“其实第一三共开发的HER2 ADC药物DS-8201的临床不良反应也较高，但因为它的疗效特别好，安全性稍微差一点也可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