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几乎所有医药企业都嗅到了创新药转冷的气息——在融资方面，IPO破发的医药企业越来越多、已上市的企业股价普遍腰斩，在商业模式上，从前“又快又好”的License-in（授权引入）不吃香了，出海蜜月期原来只是自己的臆想，真正要走出去还是要跨过硬邦邦的审批横栏。
这要是放在两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内卷”“出海”“转型”这些行业热词，简单粗暴地总结了当下中国医药人的期盼和焦虑。
仿制药要被时代抛弃了吗？药审中心、投资机构看重的“差异化创新”和企业讨论的是同一个东西吗？过去，中国创新药企业对国际化的认识有何误区？未来，这条路又要如何走下去？
日前，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首席科学家、荣昌生物首席医学官何如意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而无论是他17年的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审评审批工作经验，还是在NIH（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荣昌生物（SH688331，股价46.50元，市值253.08亿元）及国投招商的任职经历，都让他能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内卷”是中国创新药历史的阶段性特征，不必太担心
“内卷”指同行间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限资源，从而导致个体“收益努力比”下降。
2021年，这个网络流行词出圈不到半年，就很快成为PD-1等热门靶点研发扎堆的代名词。前几年曾被视作“融资密码”的License-in在资本冷静期不再吃香，跟随式创新的脆弱性也随着投资泡沫的破裂逐渐显现。
NBD：创新药“内卷”多指已上市的Me-Too药（仿制药）扎堆，PD-1等热门靶点研发扎堆。去年起，这个词语反复在新闻报道中出现。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何如意：我个人感觉这是中国创新药发展历史阶段的必然反应。
从2015年中国药审改革算起，中国创新药行业发展不过就是几年时间。生物药创新从无到有，大家一定是从最熟悉的靶点开始。PD-1是被验证过的一个有效靶点，做单抗的公司大多就拿PD-1试试手，验证一下技术平台和工艺。
之前注册研发PD-1靶点的上百家公司，也不是每家公司都获得成功。有的公司通过研究PD-1验证了技术平台能走通，但发现PD-1市场不理想，又选择另一个靶点做。我相信市场调节的力量，产品能跑出来的公司当然好，跑不出来的则会转型，不必太担心。
NBD：从去年7月开始，国内创新药融资环境开始变化，投资人变得更谨慎和冷静，创新药企业IPO破发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也算是一种灵活的市场调节吗？
何如意：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认为前几年创新药估值太高，现在不过是在回调。但其实很多公司的估值已经低于或接近现金资产了，远远超过正常回调的幅度。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是与中国创新药行业发展时间较短有关。前几年，大家期盼中国创新药跟美国一样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所以对还未上市的创新项目给予上千万元/年，甚至几十亿元/年的较高收益预期。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品上市，人们发现这些新药的实际表现与预期差距太大。基于国家医保谈判、集中带量采购的药物定价体系，与前几年预估的完全不在一个界面上，于是最初一波投资者集体大清仓，导致创新药企一、二级市场价格出现倒挂。
二级市场不买账，企业IPO破发就越来越多。未来，国内创新药融资体系会逐步走向成熟。
NBD：在这一过程中，投资风格会发生一些变化吧？
何如意：一定会有变化，其实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以前大家都抢着去争IPO的项目，现在一听你要IPO，我才不投。大家不太敢投中晚期的项目，破发太容易了。
现在很多人把投资转移到项目早期。这些早期项目估值低，等于把原来能投1个中晚期项目的资金分散到3、4个项目中，虽然需要几年才能验证，但相对保险一点，能跑出一个（产品）也很好。
能跑出来的产品未必“创新性”最强，团队也很重要
目前，国内创新药产业已经形成了资本推动、新药研发、企业IPO闭环。其中，投资机构、企业和药审中心是这一链条运转通畅、患者真正获益的关键。
NBD：进入投资领域，您通常从哪几个维度判断企业研发管线的可投性？
何如意：对于缺乏临床试验数据的早期项目，可投性一般看团队和产品技术平台。一方面，评估团队挺重要，优秀的团队能把一个不可为的事变成可为；另一方面，得分析产品——公司是具有单一的产品，还是具有稳定的技术平台，这对于投资人很重要。有技术平台自然要保险得多，万一一个产品失败了，技术平台还能产出不同的产品。
NBD：评估项目创新性的时候，定位First in Class（同类首创）和Best in class（同类最优）的产品是不是更有吸引力？
何如意：大家容易被FIC和BIC“忽悠”。
First in Class意味着此前未经验证，如果团队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失败率一定很高，因此投资者都很慎重；Best in Class多是各家企业从自身产品出发，在PK（药代动力学，指体内药物浓度与时间的关系）、PD（药效动力学，指体内药物浓度与作用效应强度的关系）等单一维度指标的比较，但绝大多数都反映不到临床的获益上。
所以，一个项目能不能跑出来，很多时候不只是产品的事，更是一个团队的事。举个例子，投资者在判断一家企业研发项目的可投性时，不单单看市场上已经有几家企业在做同类产品，还要对比企业团队间的能力差距，从而形成公司产品能否跑出来的预期。这是一件很综合的事。
NBD：这么听起来，对于差异化创新，企业、投资机构和药审中心的思维方式好像不太一样。
何如意：对。药品临床差异化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差异化，各国药审监管机构其实都是符合标准就可以上市。对于有差异化创新的药物，可以走临床急需的审评标准；但如果没有，也不影响药物按普通要求上市。一定程度上，政府鼓励更多药品上市，从而以竞争推动降价并可防止药品短缺，满足社会临床需求。
而企业秉持的是一种商业眼光：我的产品定位是什么，要和哪家企业对标、竞赛？如果对手太强了，企业会对药物靶点或适应症进行差异化设计；如果自家产品药效够硬或差异化已经足够，就可以直接“硬碰硬”。
投资人则是回报导向。在国内创新药产业发展早期，license-in比自研更快实现商业化成果，所以虽然创新力度没有那么大，却也非常受投资人欢迎。
三者中，承担产业差异化创新的责任主要在企业。如果企业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单靠监管机构的政策引导是不够的，投资人也不可能跟着走。
不同国家的临床急需差异很大，“出海”沟通不能想当然
2022年是国产创新药出海大考年，多数“出海”新药均为海外相同靶点的Fast-Follow产品。截至8月，FDA完成审批的3款中国药物中仅1款成功获批，1款在中国已经成功上市的创新药物“意外”折戟，一度使市场对国产创新药出海的情绪陷入悲观。
为什么每家企业都在喊国际化，之前的案例都踩了哪些国际化的坑？这些问题正在警醒国内医药人。
NBD：目前，基本所有中国药企都在探索国际化道路，但今年几家龙头公司出海受挫也让市场更加冷静。您认为其失败的教训有哪些？
何如意：对于这些案例，大家的解读可能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手握的一款新药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同类产品，获FDA批准的门槛就会很高。反之，对于临床急需的药物，FDA则会给予更灵活的监管政策。
不过，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临床急需的判断是不一样的，这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现有的治疗手段和水平相关。因此，现阶段能在中国上市的药物不一定能在其他国家上市，满足国内审批要求的临床资料不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招鲜”。上半年一些企业的出海尝试，就是在为中国企业趟这条路。
NBD：国际化还是应该坚持的一条道路吧？
何如意：对，国际化道路是应该去做的。尤其是我们谈到中国目前的国情是医药市场的回报并不是很理想，一、二级市场价格倒挂，药企想寻求更高的回报，就必须要走向更成熟的欧美市场。
你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但是你必须要去做。就像很多大药企的中国团队，也是经过多年的探索才走到今天。
NBD：作为有过美国FDA工作经历的人士，您对美国的药审环境非常熟悉。基于上半年国内药企的“出海”案例，您对中国创新药企业国际化有何建议？
何如意：第一，要关注出海产品的首发适应症是否具有海外临床急需。如果没有需求或“有你没你都行”，那审批门槛就会巨高。荣昌生物研发的ADC药物之所以在美国首选尿路上皮癌，而不是胃癌、乳腺癌等适应症作为赴美首发适应症，就是因为其效果优于美国市场目前所有药物，获得了FDA的“突破性疗法认定”。
第二，重视与所在国药审部门的沟通。虽然业内一直在强调沟通交流的重要性，但往往也只停留在表层的“沟通”，鲜有企业真正领会沟通的内涵。要走国际化道路，我们得先问问自己：药物申报临床前，真的跟FDA沟通好了吗？沟通的结果是什么？FDA的具体要求有几条，是什么？如果连一个会议纪要都没有，公司仅以此前该机构批的另一个药物为标杆，自以为了解FDA的需求，并想当然地按照臆想的要求制定研发计划和策略，是非常危险的。
Big Pharma不应是药企的唯一终点，仿制药仍然重要
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国家医保谈判日渐常态化，国内医药产业涌起一股向创新药企转型的热潮。仿制药企想做出像样的创新药，创新药企则都朝着Big Pharma（生物制药公司，集研、产、销于一体）行进。
但挑战绵延不断。从融资面看，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2022年第一季度的全球创新药投融资创下近年新低，同比下滑幅度较大。投资热退潮让市场看清了“先活下来再发展”的残酷真相。
NBD：成长为Big pharma，是大多数本土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以研发为主）的梦想。但在融资环境、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当下，它们的转型之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何如意：没有人真正知道资本寒冬会持续多长时间。为了活下来，企业必须要将自己的优势、资金集中放在优势产品上，敢于对产品管线做减法。未来，如果投融资低迷时间略长一点，一大批企业将不得不转型，并购转让将成为常态。
不同类型的公司做不同的事，搞研发的就专注研发，有销售团队的就主攻销售。中国医药企业未来的发展模式并非只有从Biotech变成Big Pharma这一种，也没有必要。
NBD：除了“生而创新”的创新药企，还有很多做仿制药起家的企业在向创新药企业转型，导致这些年创新药企的数量上来了。您觉得整体产业的思维有没有顺畅过渡？
何如意：大家现在都在谈要做创新药物，感觉不做创新药就活不下去了，或者很低端。但其实在美国这么一个成熟的医药市场，老百姓用的这些药绝大多数也都是仿制药，可能只有不到20%是创新药。
而中国目前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创新药的数量占比不到5%，收入占比不到1%。未来，中国创新药的空间很大，但占比注定不会很高，满足基础病治疗的还得是仿制药。
NBD：但从政策端看，无论是药物集中带量采购，还是国家医保谈判，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创新导向，国内仿制药的市场似乎正在被挤压？
何如意：这里存在一个认知误区。
在国外，仿制药存在“专利悬崖”，一旦专利过期，药物售价将面临断崖式下降。但在国内，由于创新药多年缺位，仿制药享受到了特殊优待，现在这些政策只是把仿制药推回到它应有的价位，行业需要慢慢适应。
中国药企以仿制药暴利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只能以量为主，以仿制药的低风险、低投入获取相应的回报。
NBD：那么，国内创新药能在国内得到国外那种高回报吗？
何如意：我倒是同意创新药应该有与高风险对应的回报空间，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驱使，企业不去做创新药，产业的未来也不会好。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明白，也一定会给创新药一定的回馈空间，但囿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和医保“保基本”的定位，短期内这个空间不会达到较高的回报高度。未来，随着第三方医疗健康保险等其他支付方的成熟，这些回报会逐渐增加。
实际上，中国医药创新刚刚起步，发展空间很大。而这个追赶期究竟有多长，取决于国内基础研究投入的多寡。目前，国内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度还要提高，大家都忙于开公司，仅靠企业去做基础研究并不现实。
由于之前药物研发以仿制药为主，创新药领域科研人才的紧缺也开始显现。未来，“海归”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企业一定要走国内自身培养这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