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于阳，老百姓最典型的想法，就是不要惹麻烦
梦中又出现了江湖，和武林不同，那里没有金庸、梁羽生笔下那么多的显贵豪侠，没有几个关外远来的少女满怀心事，没有许多神清气朗的少侠纵剑长歌，没有冬日的煮酒论剑，没有梅花树下的箫声咽咽。江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符号。正如徐皓峰所说，尽管有区别，但由于引入武功的设定及剧情的需要，“江湖”与“武林”，在武侠小说中，其实已经不分彼此了。
但是，武林并非江湖的同义词。华山论剑，紫禁之巅，那是武林；小二上酒，大侠饶命，那是江湖。前者是金庸、梁羽生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后者是古龙、云中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武林是行当，江湖是社会。武林中人不一定是江湖中人，比如岳飞、华荣，江湖中人不一定会武功，比如宋江、翟让。
江湖和武林一般各行其道，武侠小说为追求好看，则将二者杂糅。小说与真实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用艺术手段粉饰甚至诗化了主体侠客的形象，侠客们离开庙堂、漂泊江湖，本就是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本就是要以武犯禁、贯彻正道的，本就是要与天地往来、逍遥自在的。它与情怀挂钩，成为国人追求天性解放的精神寄托。但江湖中人，游离于主流价值文化之外，他们渴求精神的绝对独立和自由，却往往不可得。
唐代的传奇中，出现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把豪侠置身于“江湖”的语境里。如《红线》中女侠红线自称：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医书，救世人灾患。又如《谢小娥传》说：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侠客同舟货，往来江湖。我们还会发现，这里的江湖，有“医”，有“贾”，江湖除了为大侠提供安身之处，还逐渐附加了闾巷市井、三教九流的定义。
此书中作者则把一切的矛头对准了“江湖”，称“江湖”才是今日出现的“丑陋的中国人”之祸首肇因。慷慨激昂的批判，正是前后历时五百年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江湖化”，导致中国式社会和文化的“江湖化”，即合法体制被江湖渗透，成了江湖地盘，坏了世道人心，最终才招致了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缺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崩溃。是啊，谁能想到，就在百十年前的我们还需要靠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来维系整个商业体系的运作呢？
当今中国的真正问题恰恰就在于“侠义精神”的缺失才对！说白了，儒家虽然讲仁爱，但是它那个‘仁爱’，分明是利己主义的遮羞布。自来儒家把诚实守信作为一种可用之“术”，而不是将其视为人格健全的人应具备的天性。“言必信，行必果”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做人的一个骄傲，古有“曾子杀彘”、“退避三舍”、“一诺千金”、“尾生之信”等等许多诚信守约言行一致的美德，可是在儒家这里，被儒家老祖孔子轻轻一句“硁硁然小人哉！”划归到儒家所厌恶反对的小人之列。
看过一种说法，说今日中国人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源早在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便已埋下了。由于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大行其道，开郡县、除封建，到后来又是“汉承秦制”，“儒表法里”或许更确切一些，即教化民众以仁礼，奴役百姓以权法。周室贵族传统及小团体文化彻底没落，编民齐户的大集权时代开启；百姓一盘散沙，唯君命是从，以权为尊。指鹿为马的现象自此愈演愈烈，与之对应的是犬儒哲学，难得糊涂之风，这一吹就是两千多年。
中国的小老百姓最典型的思维模式就是避事不要惹麻烦，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股子“路见不平”就敢于挺身而出的侠气，有着“纵吏残民，国祸之源也。则沪上刀客，巴东烈女之起，有何怪哉？”的决然，而不是唯唯诺诺的去做顺民，那么，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比现在干净不止百倍……当然，以上均属我的一家之见。见谅，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