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史真题
一、名词解释
1.中国中心论
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的一种概念，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世界观。古代汉文化圈亦以中国礼仪风俗、国家制度、道德标准作为文明的标准。清代以来这一概念才被推翻，在中世纪时期很多民族都具有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在政治方面，中国中心主义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核心。在古代至近代典籍中出现的词如“中国”“中华”“中土”“四海”“四夷”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中心主义。中原人聚居的区域为世界中央，而华夏之外的民族被称为“化外之民”或者“蛮夷”。在该理想主义下，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或“上国”，而其他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在东亚历史中，除游牧民族组织的部落制国家，很少有周边小国能挑战中国在东亚外交的统治地位的例子。
2.筹办夷务始末
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该书收录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外交涉的重要文书，计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同治朝筹办夷务》一百卷。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筹办夷务始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3.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初于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后数十年间，中原地区所发现的类型相似的众多文化遗址皆以仰韶文化命名。它们的年代范围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其农业、畜牧业、制陶业都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以种粟为主，畜牧业主要饲养猪、狗，制陶业则以表面有彩绘的彩陶最著名。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陕西西安的半坡村遗址和临潼的姜寨遗址。
4.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其代表人物有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人。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其区别即在于各国对东、西两大强国齐或秦的不同关系。如各国南北相联系，共同对付秦、齐之一，即为合纵；各国与秦、齐之一结成东西横向关系来对付南北他国，即为连横。秦、齐在适当的时机也通过加入合纵集团来对付对方。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5.唐修八史
唐朝初年官方主持撰修的八部正史，故名。唐朝官方主持编修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重修了《晋书》，再加上私修而经官府批准颁行的《南史》和《北史》，故有八部正史是唐代修撰的。唐初在不长的时间内在后来所谓的二十四史中占了三分之一，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编修正史的数量，表明唐王朝对史学的借鉴、资治功能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了。六部前代史分政权修撰，却不分正统和非正统，没有歧视少数民族政权的观念。李延寿父子修的《南史》和《北史》意在贯通，视南北一体，胡汉一家，都反映了唐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度。
6.笔贴式
清官名。掌翻译满、汉章奏文字等事，置于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官署。以满族、蒙古族、汉军旗人充任，宗人府则专用宗室。有翻译笔帖式、缮本笔贴式、贴写笔帖式等名目，为满员进身之阶。
7.乡官制
乡官制是太平天国政权重要的基层组织制度，是以乡官来执行朝廷税收等事物的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源于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军在其已占领的广大乡村地区举荐乡官、建立乡官制的依据。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把广大居民组织起来，每五家设一伍长，五伍长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 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12500家。军帅以下的各级官吏，一般由当地人推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称为乡官。太平天国乡官的职责是，平时管理 乡政，战时则为军官率民出战。可见，乡官制是一种寓兵于民、军政合一的制度。自1853年至1864年，乡官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实行11年之久，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与时间上的持久性，对太平天国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简答题
1.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的特点
（一）特点：
（1）规模大，多种经营。经过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土地兼并，东汉的豪强地主田庄的规模都十分巨大。 在规模巨大的田庄中，一般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
（2）聚族而居，宾客相附，宗族宗法色彩浓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东汉地主田庄往往以宗族为核心聚族而居，社会动乱时，每个田庄就是一个坞堡。田庄主既是占有整个庄园的大地主，又是宗族长。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在庄园里所处地位不同，对庄园主有极强的依附性，有严格的长幼尊卑之序，田庄主常以宗主的名义对族人进行安抚慰问，阶级矛盾与对抗相对比较缓和，从而显示了较强的凝聚力。
（3）拥有私人武装。豪强地主拥有私人武装，主要由依附农民中的青壮年男子组成，称为“部曲”或者“家 兵”，其任务是看家护院，后来转变成豪强地主镇压农民起义和拥兵割据的武装力量。
（4）与自耕农经济相比，地主田庄具有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地主田庄实力雄厚，可以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具有兴修水利、制造推广新农具、实施耕作新技术等等的能力，这是个体自耕农不可能做到的。
（二）历史地位：
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形成，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也有了发展。但东汉政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豪强宗法势力统治的基础上，这也是东汉一代的地方宗法势力不断发展，以至于控制了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造成严重的封建割据，形成军阀混战、三国分立的重要原因。
2.晚晴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措施
晚清政府发展近代工商业集中体现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个时期。
（一）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创办了一批近代 军事工业和工矿交通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二）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农工商业，切实开垦荒地，提倡 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三）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于1903年8月正式设立了商部，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工商业，还包括农业。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建立联络官商的机构，以沟通商情，推动工商业的发展。1903年，清政府谕令在各省城设立商会、各州县设立分会。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
3.阐述乡官制度
乡官制是太平天国政权重要的基层组织制度，是以乡官来执行朝廷税收等事物的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源于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军在其已占领的广大乡村地区举荐乡官、建立乡官制的依据。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把广大居民组织起来，每五家设一伍长，五伍长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 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12500家。军帅以下的各级官吏，一般由当地人推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称为乡官。太平天国乡官的职责是，平时管理 乡政，战时则为军官率民出战。可见，乡官制是一种寓兵于民、军政合一的制度。自1853年至1864年，乡官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实行11年之久，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与时间上的持久性，对太平天国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
4.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一）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
（1）分割相权。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的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 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2）实行地方行政制度。北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行的还有府、军、监，府一般设于要地，如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等；军设于军事要冲；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地区。州、府、军、监的长官分别称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又 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宋太宗至道三年 （997年），又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以后路的数目有所增加），并陆续在各路设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主管财政兼监察地方官吏，简称“漕臣”）、提点刑狱司（长官为 提点刑狱，主管司法兼监察，简称“宪臣”）、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主管军事，有时也兼管民政，简称“帅臣”）、提举常平司（长官为提举常平，熙宁初置，主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简称“仓臣”）四司。因其长官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兼有监督地方官吏之责，所以此四司亦合称“监司”。它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地方政府。北宋通过监司控制地方上的行政、军政、财政、司法，督责地方官吏；又通过通判限制、分割知州的权力，从而加强了对地方上的控制。
（3）实行官职差遣制度。官、职、差遣制度是北宋实行的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官即官名，如尚书、侍郎之类，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俸之用；职亦称贴职，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荣誉衔，并无实际职掌，如学士、直阁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故亦称职事官，枢密使、三司使等，属于此类。一般官员则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冠以“判、知、权、管勾、提举”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 提举常平等，以示差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4）改革科举制度。北宋发展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扩大取士名额，提高登第士人的待遇，广泛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为防止考官徇私和举人舞弊，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对试卷推行糊名、誊录法，并严禁举人夹带、代笔、举烛等行为。从开宝六年（973年）起，举人经礼部试（省试）之后，增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雍熙二年（985年），又创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这样，被录取的人就成了“天子门生”，从而彻底收回了取士大权。
（5）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取消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统率禁军职位。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而总领禁军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但是，三帅有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专设枢密院，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及其他官员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调兵遣将，却又不能直接统兵。这样，就实现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防止了武官将领权力过大。
（6）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换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将领与兵士相结合、军队与地方势力相结合。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宋初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中央正规军，是北宋军队的主力。厢军是诸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招募的地方兵，其任务是在本地防守。蕃兵由边区少数民族组成，驻于边地。禁军选择身强力壮和武艺高强的壮丁担任，较其他军队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全部二十二万禁军中，一半驻京师，一半分守各地。这样，就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这种军事部署，直到与辽和西夏的战事吃紧以后，才有所变化。
（7）在财政与法律方面，收回财权，加强法制。北宋初年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地方上的财赋收入，除一小部分留作“诸州度支经费”外，要全部送至京师。中央还派京官去地方上监收。宋朝除在各路由提点刑狱掌司法，严格法制以外，还规定：凡死刑必须申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复，大权基本收归中央。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病，虽然北宋政府后来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侵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财权过分集中，造成地方上财政拮据，物质基础薄弱。凡此种种，为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四，论述题
1.论述秦至隋唐中枢机构的演变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到明初朱元璋废除为止。
（一）秦朝的三公九卿制。秦朝的中央机构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朝设左、右丞相，以右为 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他们互不相属，互相牵制，从而保证决断权集中在皇帝手中。
（二）东汉设尚书台。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的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东汉初年，正式成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二千石；尚书仆射一人，秩二千石。在东汉，尚书台实际上成了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
（三）魏晋三省六部制的萌芽。魏文帝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一番改革。中央官制的重要改变是设了中书监、令。新设中书以分尚书之权，是曹魏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新措施，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萌芽。中书监、令以起草诏命的形式参预决策，他们权任极重，但资格较浅，君主容易加以控制。中书省取代尚书台参预决策的部分职权，使尚书台成为行政中枢，一般由元老重臣担任尚书令、仆射的尚书台的权力被削弱了。
南朝皇帝为加强皇权，在制度和用人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度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即把魏晋以来尚书、中书等中央官制进一步确定，并有所发展。至梁武帝时，中 央的中枢权力机构大致由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集书省等组成。其趋势是， 至南朝时，国家的中枢权力机构已被划分为若干个，再无某一个机构能独掌大权。这对 加强皇帝权力是极端有利的，也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四）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包括仆射）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民、礼、兵、刑、工等 六部。吏部主官吏的考核任免，民部主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礼仪制度，兵部主军政，刑部主法律、刑狱，工部主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 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
2.科举制的废除及其对近代中国的意义
（一）废除科举制。为使近代教育真正得到发展，清政府逐步改革并最终废除了科举制度，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对科举制实行改革，一方面修改科举考试内容，将传统的四书、五经扩大到政治、历史、军事、地理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一方面逐渐减少科举名额，使学堂与科举最终合流。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这样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影响。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清政府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一次政治变革，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民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
3.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古代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中心。但自魏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再加上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江南，以及江南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有这些都促使南方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东汉末年起，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最终完成。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初步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完全超过了北方，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大体来说其过程为：
（1）东汉末至三国时吴国对江南的开发。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牛耕之法、水利灌溉事业都推广到江南地区。汉末中原大乱，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不仅为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这为吴国对江南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从全国总的经济发展看，这一时期江南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开发仅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吴立国之后，在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屯田，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大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黄河流域战火连绵，北方人民举族南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峰。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人民共同致力于江南的发展。农业方面，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农作物种类的增多以及种植方法的改进，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冶铸、造船、制瓷和造纸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业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建康、成都等都有非常繁荣的商业，还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市场。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而南迁，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茶叶生产都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出现了扬州、益州等商业城市。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
（4）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南方各政权比较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的吴和南唐以及吴越，经济发展更为显著。五代南方都重视发展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各有新的发展，南方的商业也相当活跃。总之，全国的经济重心，经过五代，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5）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靖康之变后，中原战乱再起，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峰。“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南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了第三次飞跃。农业方面，水利建设、生产技术、种植方法、粮食产量等都迅速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造船业、制瓷业等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商业极其繁荣，如江浙一带已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商业中心。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 最终完成。
（二）影响：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同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4.中国近代史的几次大论战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驳斥，强调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解决了经济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
（二）社会主义论战。论战的中心是中国是否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1920年11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文，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主张。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其观点进行系统的批判。通过论战，驳斥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准备。
（三）无政府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任何性质的组织纪律和集中领 导，建立“自由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社会。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卷首，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这场论战，争论的中心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通过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帮助了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次论战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明确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二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工具。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通过反复比较推求，先进的中国人做出的历史的选择。
2018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史真题
一、名词解释
1.中国中心论
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的一种概念，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世界观。古代汉文化圈亦以中国礼仪风俗、国家制度、道德标准作为文明的标准。清代以来这一概念才被推翻，在中世纪时期很多民族都具有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在政治方面，中国中心主义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核心。在古代至近代典籍中出现的词如“中国”“中华”“中土”“四海”“四夷”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中心主义。中原人聚居的区域为世界中央，而华夏之外的民族被称为“化外之民”或者“蛮夷”。在该理想主义下，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或“上国”，而其他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在东亚历史中，除游牧民族组织的部落制国家，很少有周边小国能挑战中国在东亚外交的统治地位的例子。
2.筹办夷务始末
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该书收录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外交涉的重要文书，计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同治朝筹办夷务》一百卷。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筹办夷务始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3.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初于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后数十年间，中原地区所发现的类型相似的众多文化遗址皆以仰韶文化命名。它们的年代范围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其农业、畜牧业、制陶业都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以种粟为主，畜牧业主要饲养猪、狗，制陶业则以表面有彩绘的彩陶最著名。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陕西西安的半坡村遗址和临潼的姜寨遗址。
4.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其代表人物有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人。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其区别即在于各国对东、西两大强国齐或秦的不同关系。如各国南北相联系，共同对付秦、齐之一，即为合纵；各国与秦、齐之一结成东西横向关系来对付南北他国，即为连横。秦、齐在适当的时机也通过加入合纵集团来对付对方。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5.唐修八史
唐朝初年官方主持撰修的八部正史，故名。唐朝官方主持编修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重修了《晋书》，再加上私修而经官府批准颁行的《南史》和《北史》，故有八部正史是唐代修撰的。唐初在不长的时间内在后来所谓的二十四史中占了三分之一，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编修正史的数量，表明唐王朝对史学的借鉴、资治功能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了。六部前代史分政权修撰，却不分正统和非正统，没有歧视少数民族政权的观念。李延寿父子修的《南史》和《北史》意在贯通，视南北一体，胡汉一家，都反映了唐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度。
6.笔贴式
清官名。掌翻译满、汉章奏文字等事，置于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官署。以满族、蒙古族、汉军旗人充任，宗人府则专用宗室。有翻译笔帖式、缮本笔贴式、贴写笔帖式等名目，为满员进身之阶。
7.乡官制
乡官制是太平天国政权重要的基层组织制度，是以乡官来执行朝廷税收等事物的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源于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军在其已占领的广大乡村地区举荐乡官、建立乡官制的依据。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把广大居民组织起来，每五家设一伍长，五伍长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 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12500家。军帅以下的各级官吏，一般由当地人推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称为乡官。太平天国乡官的职责是，平时管理 乡政，战时则为军官率民出战。可见，乡官制是一种寓兵于民、军政合一的制度。自1853年至1864年，乡官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实行11年之久，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与时间上的持久性，对太平天国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简答题
1.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的特点
（一）特点：
（1）规模大，多种经营。经过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土地兼并，东汉的豪强地主田庄的规模都十分巨大。 在规模巨大的田庄中，一般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
（2）聚族而居，宾客相附，宗族宗法色彩浓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东汉地主田庄往往以宗族为核心聚族而居，社会动乱时，每个田庄就是一个坞堡。田庄主既是占有整个庄园的大地主，又是宗族长。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在庄园里所处地位不同，对庄园主有极强的依附性，有严格的长幼尊卑之序，田庄主常以宗主的名义对族人进行安抚慰问，阶级矛盾与对抗相对比较缓和，从而显示了较强的凝聚力。
（3）拥有私人武装。豪强地主拥有私人武装，主要由依附农民中的青壮年男子组成，称为“部曲”或者“家 兵”，其任务是看家护院，后来转变成豪强地主镇压农民起义和拥兵割据的武装力量。
（4）与自耕农经济相比，地主田庄具有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地主田庄实力雄厚，可以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具有兴修水利、制造推广新农具、实施耕作新技术等等的能力，这是个体自耕农不可能做到的。
（二）历史地位：
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形成，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也有了发展。但东汉政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豪强宗法势力统治的基础上，这也是东汉一代的地方宗法势力不断发展，以至于控制了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造成严重的封建割据，形成军阀混战、三国分立的重要原因。
2.晚晴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措施
晚清政府发展近代工商业集中体现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个时期。
（一）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创办了一批近代 军事工业和工矿交通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二）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农工商业，切实开垦荒地，提倡 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三）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于1903年8月正式设立了商部，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工商业，还包括农业。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建立联络官商的机构，以沟通商情，推动工商业的发展。1903年，清政府谕令在各省城设立商会、各州县设立分会。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
3.阐述乡官制度
乡官制是太平天国政权重要的基层组织制度，是以乡官来执行朝廷税收等事物的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源于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军在其已占领的广大乡村地区举荐乡官、建立乡官制的依据。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把广大居民组织起来，每五家设一伍长，五伍长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 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12500家。军帅以下的各级官吏，一般由当地人推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称为乡官。太平天国乡官的职责是，平时管理 乡政，战时则为军官率民出战。可见，乡官制是一种寓兵于民、军政合一的制度。自1853年至1864年，乡官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实行11年之久，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与时间上的持久性，对太平天国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
4.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一）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
（1）分割相权。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的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 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2）实行地方行政制度。北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行的还有府、军、监，府一般设于要地，如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等；军设于军事要冲；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地区。州、府、军、监的长官分别称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又 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宋太宗至道三年 （997年），又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以后路的数目有所增加），并陆续在各路设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主管财政兼监察地方官吏，简称“漕臣”）、提点刑狱司（长官为 提点刑狱，主管司法兼监察，简称“宪臣”）、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主管军事，有时也兼管民政，简称“帅臣”）、提举常平司（长官为提举常平，熙宁初置，主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简称“仓臣”）四司。因其长官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兼有监督地方官吏之责，所以此四司亦合称“监司”。它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地方政府。北宋通过监司控制地方上的行政、军政、财政、司法，督责地方官吏；又通过通判限制、分割知州的权力，从而加强了对地方上的控制。
（3）实行官职差遣制度。官、职、差遣制度是北宋实行的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官即官名，如尚书、侍郎之类，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俸之用；职亦称贴职，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荣誉衔，并无实际职掌，如学士、直阁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故亦称职事官，枢密使、三司使等，属于此类。一般官员则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冠以“判、知、权、管勾、提举”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 提举常平等，以示差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4）改革科举制度。北宋发展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扩大取士名额，提高登第士人的待遇，广泛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为防止考官徇私和举人舞弊，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对试卷推行糊名、誊录法，并严禁举人夹带、代笔、举烛等行为。从开宝六年（973年）起，举人经礼部试（省试）之后，增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雍熙二年（985年），又创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这样，被录取的人就成了“天子门生”，从而彻底收回了取士大权。
（5）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取消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统率禁军职位。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而总领禁军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但是，三帅有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专设枢密院，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及其他官员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调兵遣将，却又不能直接统兵。这样，就实现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防止了武官将领权力过大。
（6）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换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将领与兵士相结合、军队与地方势力相结合。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宋初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中央正规军，是北宋军队的主力。厢军是诸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招募的地方兵，其任务是在本地防守。蕃兵由边区少数民族组成，驻于边地。禁军选择身强力壮和武艺高强的壮丁担任，较其他军队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全部二十二万禁军中，一半驻京师，一半分守各地。这样，就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这种军事部署，直到与辽和西夏的战事吃紧以后，才有所变化。
（7）在财政与法律方面，收回财权，加强法制。北宋初年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地方上的财赋收入，除一小部分留作“诸州度支经费”外，要全部送至京师。中央还派京官去地方上监收。宋朝除在各路由提点刑狱掌司法，严格法制以外，还规定：凡死刑必须申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复，大权基本收归中央。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病，虽然北宋政府后来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侵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财权过分集中，造成地方上财政拮据，物质基础薄弱。凡此种种，为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四，论述题
1.论述秦至隋唐中枢机构的演变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到明初朱元璋废除为止。
（一）秦朝的三公九卿制。秦朝的中央机构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朝设左、右丞相，以右为 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他们互不相属，互相牵制，从而保证决断权集中在皇帝手中。
（二）东汉设尚书台。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的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东汉初年，正式成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二千石；尚书仆射一人，秩二千石。在东汉，尚书台实际上成了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
（三）魏晋三省六部制的萌芽。魏文帝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一番改革。中央官制的重要改变是设了中书监、令。新设中书以分尚书之权，是曹魏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新措施，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萌芽。中书监、令以起草诏命的形式参预决策，他们权任极重，但资格较浅，君主容易加以控制。中书省取代尚书台参预决策的部分职权，使尚书台成为行政中枢，一般由元老重臣担任尚书令、仆射的尚书台的权力被削弱了。
南朝皇帝为加强皇权，在制度和用人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度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即把魏晋以来尚书、中书等中央官制进一步确定，并有所发展。至梁武帝时，中 央的中枢权力机构大致由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集书省等组成。其趋势是， 至南朝时，国家的中枢权力机构已被划分为若干个，再无某一个机构能独掌大权。这对 加强皇帝权力是极端有利的，也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四）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包括仆射）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民、礼、兵、刑、工等 六部。吏部主官吏的考核任免，民部主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礼仪制度，兵部主军政，刑部主法律、刑狱，工部主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 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
2.科举制的废除及其对近代中国的意义
（一）废除科举制。为使近代教育真正得到发展，清政府逐步改革并最终废除了科举制度，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对科举制实行改革，一方面修改科举考试内容，将传统的四书、五经扩大到政治、历史、军事、地理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一方面逐渐减少科举名额，使学堂与科举最终合流。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这样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影响。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清政府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一次政治变革，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民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
3.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古代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中心。但自魏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再加上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江南，以及江南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有这些都促使南方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东汉末年起，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最终完成。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初步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完全超过了北方，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大体来说其过程为：
（1）东汉末至三国时吴国对江南的开发。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牛耕之法、水利灌溉事业都推广到江南地区。汉末中原大乱，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不仅为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这为吴国对江南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从全国总的经济发展看，这一时期江南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开发仅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吴立国之后，在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屯田，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大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黄河流域战火连绵，北方人民举族南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峰。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人民共同致力于江南的发展。农业方面，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农作物种类的增多以及种植方法的改进，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冶铸、造船、制瓷和造纸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业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建康、成都等都有非常繁荣的商业，还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市场。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而南迁，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茶叶生产都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出现了扬州、益州等商业城市。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
（4）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南方各政权比较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的吴和南唐以及吴越，经济发展更为显著。五代南方都重视发展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各有新的发展，南方的商业也相当活跃。总之，全国的经济重心，经过五代，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5）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靖康之变后，中原战乱再起，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峰。“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南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了第三次飞跃。农业方面，水利建设、生产技术、种植方法、粮食产量等都迅速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造船业、制瓷业等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商业极其繁荣，如江浙一带已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商业中心。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 最终完成。
（二）影响：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同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4.中国近代史的几次大论战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驳斥，强调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解决了经济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
（二）社会主义论战。论战的中心是中国是否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1920年11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文，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主张。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其观点进行系统的批判。通过论战，驳斥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准备。
（三）无政府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任何性质的组织纪律和集中领 导，建立“自由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社会。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卷首，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这场论战，争论的中心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通过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帮助了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次论战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明确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二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工具。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通过反复比较推求，先进的中国人做出的历史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