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融敦厚(闻融敦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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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赉诺尔灵泉一百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不知有多少人是因当年故里饥馑荐臻而被迫闯关东来到塞外之地下井挖煤为生，也不知道有多少结发之妻为了投寻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而不得不割舍亲情，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正是这些曾经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朴实而勤劳的人们来到了这里，在经历了暗无天日、饥寒交迫、生死离殇之后，终于迎来翻身做主人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从此便在这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说是“乐不思蜀”也好，安居乐业也罢，总之是一代又一代不仅将青春汗水洒在了这片沃土之上，而且其儿孙也都定居在这里。笔者于襁褓中随母亲来到扎赉诺尔，虽未曾在灵泉这片热土上居住过，但吾之家父曾在灵泉地区教过学，吾乔姓本家诸多亲属也都在灵泉地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生活印记。
家父于建国前在扎赉诺尔国民小学灵泉分校任教之经历
1945年初，家父终于结束了饱经磨难的伪满国兵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扎区。此时，祖父已经病故，家母尚在河北老家，音信皆无。所以，对家父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感困惑、茫然的时光，既无栖身之处，又举目无亲，进退维谷，幸有同学李金榜介绍家父到扎赉诺尔国民小学担任代课教师。若干年后，家父每每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都会由衷地感谢他的同窗好友郁长江在他无家可归的时候伸出援手，安顿家父到他家暂住。感恩他的同学李金榜在他人生道路上不知何去何从之时介绍他到学校担任代课教师。感恩周世恩校长在当时扎区寻业异常困难的特殊时期肯于接纳他留校，并在日后的工作中和生活上给予诸多的帮助。家父深知在当时不要说谋得个代课教师之职，就是想到井下去挖煤若没有人介绍和担保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家父自担任代课教师之始便以校为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家父原本就毕业于这所小学，在该校读书期间一直都是全校学生中的翘楚，无论是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是毕业考试，科科都位列前茅。所以，在校任教时间较长一点的老师对家父当年在校读书之佳绩都有耳闻，而家父对曾培养过自己的母校更是怀有一种敬仰之情。于是，扎实的学习功底，对母校的深厚感情，较强的适应能力，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再加上周世恩校长和诸多老师的提携与帮助，使家父很快就成为当时学校中的骨干教师之一，并得到周世恩校长的肯定。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工作队进入扎区，废除了“马岐山政府”，同年正式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于是，在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市民与矿工们一边恢复市场供给，一边恢复被日寇破坏的矿山。于此同时，为了解决灵泉地区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决定由扎赉诺尔国民小学派员在灵泉地区设立一所分校（灵泉分校设立的准确时间不详，估计应在1947年前后）。在选派分校教师时，考虑到家父到校任代课教师时间不长，与其他教师相比资历尚浅，需要积累从教阅历（周世恩校长对家父的培养可谓是用心良苦。也正是因为家父在灵泉分校的这段任教阅历和家父在对新旧社会对比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的深刻认识，对党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认可与追求，为后来接任解放街小学校长之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且当时家父孤身一人，无家室羁绊，所以，周世恩校长在征求家父意见后决定派家父到灵泉分校去任教。家父作为分校唯一的教师，不仅要担任语文课和算数课教师，还要担任体育课教师（由于当时灵泉分校教学环境所限无法开设音乐课、美术课等）。由于分校学生数量少，无法按常规设立不同学年班次，只好从实际出发实施复式教学（所谓复式教学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成一个班，由一位教师用不同年级的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因为灵泉分校没有教职工宿舍，也没有食堂，家父只能寄宿在老乡家里，吃饭问题也只能自己动手解决。家父说，他到灵泉分校任教后虽然解决了部分矿工子弟和在泉子周边种菜的菜农们的孩子就近入学问题，但是由于生活环境异常艰苦、饮食不周而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以米汤充饥。家父深知，受周校长之托到灵泉分校任教于公于私自己都不能懈怠，无论多艰苦都必须坚持下去，况且生活在灵泉地区的矿工和菜农们的孩子期盼上学翘首企足，好不容易才有了一所分校，有了可以读书的环境，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而影响正常教学。所以，家父凭借责任感和良知，始终带病坚持在灵泉分校任教，直到1951年家父回解放街小学接任校长之职为止。家父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虽然当年在灵泉分校任教十分艰苦，但那些渴望读书、诚实朴素的孩子们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家父还说，灵泉地区的学生家长对他不仅尊重有加，而且在生活上也尽其所能地给予关照，这也是支撑家父不离不弃地在灵泉分校任教的原因之一。
关于灵泉本家远房叔伯爷爷乔福增及其家人的些许记忆
家父是一个从不忘记别人曾给予过自己关爱和好处，帮助别人也从不索取回报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家父一生深藏于心的生活信条。所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家父说起他当年因躲避兵役回河北景县老家路经天津时福增爷爷（乔福增是吾之家父的远房叔伯叔叔。在这里包括后面部分吾对诸亲属的称谓均以笔者之辈分而尊之）所给予百般呵护之往事。家父说，河北景县南申庄老家属于典型的平原地区，除了贫瘠的黄土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源，世代稼穑于斯的农民日子过得十分贫苦，好多人家一年四季是靠乞讨度日。于是，一些年轻力壮、胆子大一点的人就跑到周边的石家庄、德州或天津等地去讨生活。其中，南申庄乔家出去的人不多，村里尹姓人家去石家庄、天津的人是最多的。福增爷爷就是当年离开南申庄老家到天津卫去闯荡生活的其中一员。福增爷爷年轻时仪表堂堂，在天津“劝业场”附近一家很大的西餐厅做伙计，混得不错。1941年，家父因躲避征召“国兵”一事在吾祖父的安排下跑回景县南申庄老家，期间，天津是当时乘坐火车到德州的必经之地。福增爷爷接到吾祖父的书信，得知吾家父路经天津，就按约定的时间亲自到火车站去接站，并安排家父住在他的宿舍中。家父滞留天津期间，福增爷爷只要一得空闲就热心地领着家父在天津卫到处转看。当家父离开天津回老家时，福增爷爷唯恐路上出意外，执意护送家父从天津直到德州火车站（1931年“9·18”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将中国版图一分为二，以山海关为界，山海关以北广域的东北地区被称为“关外”，属于“满洲国”地界，山海关以南称为“关内”。到1941年时，中国大部沦陷，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日寇都实行极其严厉管制措施，尤其是对车站、码头的盘查更是严之又严。福增爷爷怕家父操东北口音路上一旦遇到日本鬼子盘查，搞不好就会被怀疑是“八路”而被扣押或遭遇不测，福增爷爷不放心，故而决定亲自护送家父回老家。就这样，福增爷爷一直将家父护送到德州火车站，下车后在月台上找到前来接站的五爷乔福章，两人交接后便匆匆分手。五爷乔福章接到家父后亦不敢久留，趁着夜幕避开日伪军的据点，徒步几十里回到南申庄老家）。解放以后，不知何故，福增爷爷一家离开天津，先是回到老家，不久就来到扎赉诺尔下坑采煤。也许是上苍冥冥之中的特意安排吧，那时，我家住在扎区街里“喇嘛台”的上边（现扎区步森大街西端岗楼处上边的原解放路一胡同，此条小路直通扎区电视台），而福增爷爷家恰好就住在我家下边的“喇嘛台”对面隔道的那栋坐北朝南的煤矿家属住宅，如果算直线距离，我们两家之间不过百余米之遥。因为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家父又一直对福增爷爷怀有铭感不忘之心，所以时不时地就领着我到福增爷爷家里去玩。我当时不过六七岁的样子，尚不谙世事，只知道这个爷爷也姓乔，至于家父与这个爷爷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当时还闹不清楚，只知道家父对这个爷爷非常敬重，而且这个爷爷也很喜欢我，所以，我一直把这个爷爷当亲爷爷一样看待。十余年时间里，我们两家相距咫尺、辅牙相倚，相处甚好，我至今还能回忆起福增爷爷的音容笑貌。大概是文革前夕，福增爷爷从十一号井调到灵泉的五号井上班，于是，全家搬到了灵泉“五八住宅”居住。福增爷爷家住在“五八住宅”最靠东北角上的一栋房，还把北房山头，房山头的北侧偏下有一座公厕，从公厕在往东走就是临街（满航路）的那几栋俄罗斯人盖的石头房子，厕所的北面不远处就是泉子。夸张一点说，推开他家门往北拐，走上几十米就到了泉子的边上。因为他家离泉子特别近，几乎每次去他家福增爷爷都让海元叔领着我到泉子边上去玩（福增爷爷膝下育有一儿一女，长子叫乔海元，长女叫什么名字回忆不起来了）。也正因为他家离泉子近，我又觉得泉子那片很神秘、很好玩，所以打那时起，我就对灵泉的泉子产生了浓郁的兴趣。每年春节家父都要领我徒步十余里去灵泉给福增爷爷拜年。平时遇上暑假或寒假我还会一个人跑到灵泉福增爷爷家去找海元叔玩，有时玩不够就在他家住上一两天，海元叔就整日里陪着我到泉子去疯玩，我对灵泉和泉子的一些印象就是从那时候起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海元叔虽然长我一辈，但他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我们在一起时常常忘记辈分，就像哥们一样想说啥说啥，为此，海元叔没少挨他家老太太的骂，说他没大没小，不像个当叔叔的样子。但骂归骂，做归做，我和海元叔依然如故相处甚好，我们家与福增爷爷家也一直相处得很好。当然，我们两家在几十年的相处过程中也曾有过不愉快的插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福增爷爷家的大女儿到扎区中学读书，一日三餐在我家吃。对福增爷爷之托家父和家母岂敢怠慢，尤其是家母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最大努力照顾她的饮食生活。但那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人每月供应的口粮一再压缩，我们一家四口人的口粮已经严重不足，夏天靠挖野菜补充，冬天靠干菜叶子充饥。我至今清晰记得，困难时期的一个深秋季节，天空飘着雪花，父亲带着我到铁道北红旗社的菜地里去挖大头菜根。试想，如果不是生活极度困难，口粮严重短缺，一个曾经当过老师、校长的人怎肯放下平日的师道尊严而去拾荒呢。我记得当时正常年景的粮食定量是这样的：家父系国家干部每月29斤定量，家母乃家庭妇女每月28斤定量，当时我和妹妹均属于10岁以下儿童，好像是每月15斤定量。而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国家又在原定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平均每人月定量在原基础上压缩5斤，原本定量供应的粮食就不够吃，每人再压缩5斤无疑是雪上加霜。家父因为长时间营养严重不良而导致全身浮肿，不得不住院治疗。家中最苦的当属家母，吃饭时一般不上桌，我们吃剩下一点她再吃，有时剩下的饭她也不舍得吃，留给我们下一顿吃，那几年家母骨瘦如柴、面容枯槁。然灵泉福增爷爷家的口粮情况明显地好于我们家，那位上中学的姑姑每月粮食定量是35斤，福增爷爷下井每月粮食定量是45斤，所以母亲就跟那位姑姑商量，来家里吃饭钱不钱的无所谓，每月带点粮票过来就好，不然全家每日的伙食实在是没法安排。家母深知福增爷爷家与我们的特殊关系，也知道那位姑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绝不能因寄居我家而挨饿，也不能让她跟我们一块吃野菜。于是，家母亲含辛茹苦、费尽思量照料她读完了三年初中，临近毕业离开我家时，那位姑姑竟然与我母亲大吵大闹起来，硬说我们家贪占了她带来的粮票，为此事家母潸然泪下，感觉有说不出的冤屈。家父知道此事后安慰母亲说，她是个孩子，说话没轻没重，不能跟她一般计较。况且，不看僧面看佛面，当年回老家路经天津时福增爷爷待家父不薄，这份情谊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却。家母虽然是一普普通通家庭妇女，没有多少文化，但一生向善、仁义待人，街坊邻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怎么可能做出此等不仁不义之事。这件事虽然让人困惑不解，但事后家父从未与福增爷爷谈及过。不料这位本家姑姑却对家父、家母一直心存芥蒂。文革开始后，家父率先被扣上历史反革命、日本特务、扎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和黑后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并被戴高帽游街揪斗和关押。恰好那一年春节我照例到灵泉的“惠姑”家去拜年，与这位姑姑夫妇不期而遇。言谈间，这位姑姑的丈夫竟然带有一种戏谑的口吻问我道：“听说你爸爸被戴高帽游街示众了，感觉挺好玩的吧？”闻其言，我先是惊愕，而后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虽然那时我尚未成年，若依我的性格定会反唇相讥，但话到嘴边我还是忍了下来，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不能因为怨怒而再给家父添不必要的麻烦。但我暗暗发誓，此生此世绝不与其有任何的往来与瓜葛，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却未必能做到。若干年后，这位本家姑姑的女儿从鄂伦春旗来满参加呼盟妇联组织的会议，委托满洲里妇联的同志给我捎话，想见我一面。我知道后思虑再三还是到宾馆去看望了她，并随即安排了一个场合款待她，临行时我还赶到宾馆去送她，给她带了一些满洲里的土特产。我相信，期间发生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福增爷爷肯定是一直蒙在鼓里，若是知道他一定会对家父谈及此事，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福增爷爷是一位慈眉善目、心胸豁达、为人热情、闻融敦厚之人。再后来，福增爷爷和前后两位老伴相继离世，但我与海元叔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我的心里他就如同一个亲和的大哥哥。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恢复高考，我想找一些初高中课本进行复习，海元叔得知我的想法后，不假思索就将其保存完好的初中课本悉数送给我。我家搬迁到满洲里居住之后，海元叔经常来我家做客，与家父海阔天空地攀谈。但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友谊。1996年，我率队去江苏张家港考察学习文明卫生城建设经验，回来后也效仿张家港开始筹建满洲里首个巡警队，并面向全市公开考录。在审核报考名单时我发现海元叔家的孩子也名列其中。即或如此，整个巡警队员的考录工作依然是严格按照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的，我不敢也不能参杂个人情感。经过审核、笔试、面试、体检和政审，海元叔家的孩子终因笔试面试成绩较差而未能进入录取范围。虽然事后海元叔没明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这件事还是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2006年，家父病故，在悲痛和仓促之中我竟然忘记于事发当天晚上通知海元叔，毕竟他是乔家的长辈。在父亲遗体火化的头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还没有通知海元叔，于是立即给海元叔打电话，先是向他讣告家父病故的不幸消息，随即就迟告一事向他表示歉意。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家父的叔伯兄弟，海元叔第二天竟然没来见父亲最后一面。此事我一方面深深地自责，另一方面则是不解和伤感。在此文中旧事重提，绝无借此挟嫌抱怨之意，而是谈及灵泉，我就会想起家父与福增爷爷两代人之间在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叔侄之谊，就会想起当年我与海元叔在圣泉之畔抛却叔侄关系所结下的真挚情谊，当然也难免会想起那些不愉快的过往之事。有道是：“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烟云，转刹即逝，时至今日，笔者亦步入花甲之年，海元叔也已步入从心之年。虽然近年来吾与海元叔联系甚寡，但在我的心目中海元叔还是当年那个居于圣泉之畔，曾经意气书生，下井采过煤，后在灵泉二中任过教师，平生喜笔墨丹青，行事低调、衣着简朴、谈笑风生、古道热肠的“忘年挚友”。如果海元叔能看到我写的这段回忆之文，或许就能理解我当年在满为政时的苦衷，或许能原谅我的疏忽与不敬，同时也能知晓他在我心目中依然如故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