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残忍是对母亲说：只能再忍一忍了。面对病魔缠绕，我能做的只有无奈，有多少刻，我想丢弃学业挣取微薄的薪水去支撑父母的生存，可自私的我还想多读一点书，我要改变我的命运，可是我仰望，知识已经不能改变命运几个大字横亘在我的面前，我心中猛然一惊，知识原来是是需要变现的。
当赤诚的热血与对智慧的渴望被所谓现实打败的时候，知识分子这个词就变得可笑，我时刻担忧母亲的身体早晚会出问题，大厦将倾，必然有坚强的意志支撑着她，我心若死灰，强忍着每一滴泪水吮吸着我所热爱的知识，可从知识深处传来的嘲讽让我深陷卑微，这不再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物质资源甚至可以说极度丰富，可我向来于这样的物质无缘，我告诫自己“仓禀实知廉耻，衣食足知荣辱”，这也许是一个法经济学的范式，但无论多少模式都不能化解心中的幽怨。
有的时候并不是自己喜欢油腔滑调，只是习惯了用戏谑的口吻应对自己艰难的生活，就像别人评价我的不成熟与不稳重，我期待着一身的痞气，给自己造就盛气凌人的感觉，这样会给我一个强大的伪装，轻飘的步伐与凌乱的发髻，我近乎全身心的获取物质，我将这贬斥为对我自己人格最大的侮辱，不断地劝诫自己：现实如此。现实与理想的遭际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我不得不匍匐着身子，因为我怕我那高傲的头颅不接受任何一刻的与大地亲吻，我将自己所有的锐气磨平，为了生存，去掉可能妨碍继续下去的所有尊严，我把仅存的渴望、热烈与激荡围成心中最后的一团火，抵御所有的攻击，只要火没灭，我终将是要站起来的，我仍会将我高傲的头颅正视前方，拂去周身匍匐大地沾染的所有灰尘。可我仍旧害怕，我害怕母亲这两个字，凋敝的房屋、困顿的心灵有时候并不可怕，因为一旦生存的本能得以保持，一切终将过去，但衰老的身躯、病痛的腠理是没法抵挡的，如果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母亲的心态那就是：小病忍，大病拖。这不是来讥讽现有的医疗现状，而是真切的反应我的母亲以及千万个生活在底层的农村母亲的心理，因为他们怕因病返贫——赤贫。巨额的债务已经让我们喘不过气，还有什么需要看的病？
忍忍吧，我告诉母亲，我说出这句话的顷刻，犹如一把尖刀插进心口，心血如注喷薄而出，母亲那耸下来的眼皮是一座大山，母亲默然的答应了，我知道那种心痛，母亲没有任何的责怪，他反而担忧的是她着近乎残破的身躯是否会成为我前行路上的绊脚石，我把那一刻的震惊写在心中，母爱真的可以用言语来歌颂吗？如果有任何的文字能够形容母爱，那只能是对母爱的限制与亵渎。
我陷入了困顿，寥寥的几十万不过是别人手中的“小钱”，但对于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家庭来说，基本就是全部。我究竟能拿什么来谈我的情结？如果说上面的文字是一种诉苦与悲壮，那么就来谈一谈兴趣，这相对来说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喜欢民谣，最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心中会多少有一点感觉，渐渐地知道自己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民谣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曲风，也不是一种音乐形式，更多的来说是一种诉说，我喜欢民谣是因为民谣更多的是像讲故事一样把一些东西说出，所以，我喜欢民谣，我喜欢静静地听故事，根处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稍微有点故事的人，但是，我总是不知道把故事讲给谁听，也许这并不是故事，对别人来说是一种悲痛的经历，是一种苦难的描写，谁又会去倾听苦难？谁又愿意去倾听苦难？谁又经受这么多的苦难？
我喜欢这样一个词语：感同身受。感同身受是一种伟大的能力，是我认为人应该需要具有的品质，但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又十分的困难，毕竟，经历是你自己的经历，苦难是你的苦难，无论你以怎样一种视角去叙说，都不免把倾听的人放到读者的位置，也许，有一种成功的视角和叙述，那就是第一人称写就的小说。当一个读者阅读的时候投入到角色当中，那么，他就存在感同身受的可能。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仍要十分的注意，读者具有类似的经历，起码具有类似的体验，不然，文字会显得这么干巴巴。
我喜欢一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土家野夫，他写的一本书叫做《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其中有篇文章叫做《江上的母亲》，我曾记得自己在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竟是泪眼婆娑，如果真的以我读《江上的母亲》为样本去考量的话，我觉得之所以我能够眼中充满泪水，是因为我在野夫的文章中看到了我自己的身影，在他的母亲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母亲的身影，与其说这是一篇文章，倒不如说是一种交流、一种互动，我汲汲于这种互动给我带来的情感的冲击，那种肆无忌惮的感动让我总是深深地嵌套在其中。
也许，同野夫先生的经历相比我多少有点单薄，但我始终坚信着我自己所经历的对于我人格塑造的重要性，这也是我现在为之坚持的一个原因，生活总是不那么一帆风顺，经常有人在我身边劝导“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不是老生常谈，但多少说不到我的心里去，我所经历的不如意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这种刺痛在我的身体中，每当下一次来临之时，我以壮士般心境去体味这股刺痛，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深深地缠绕在这股经历当中。有时候，我想讲故事，我想把自己的故事以自己视角讲述出来，可是当几年的法学学习之后，总让我觉得不够谨慎，我一直以一种保守的慎维对待着这件事情，我警告着自己不要在公共场合讲述这件事情，因为一切的缘由在于我始终相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不能把我自己主观接触的简单的转达给别人，这对于别人是不公平的，也许，与我自己的情感而言可能有一种畅快淋漓的倾诉，但是对于故事中的主角不免是一种不负责，这其中有我的母亲，有我的父亲，有我的家庭，也有刺痛我的家庭的人，更有和这场刺痛分不开的司法，我不知道该持一种怎样的态度，隐忍，我目前所坚持的就是这样。
而这种隐忍带来的是自责，我自责当面对如此情景，我竟无力改变，看着母亲佝偻的身躯，总让我眼中不禁的打转，我不知道母亲50岁的年龄为什么会有着60岁的面容，那种刀刻般的皱褶和下垂的乳房让我想起了自己有初有记忆的时候，我吮吸着母亲的奶水，把她的青春带到了我的生命，我攥紧双拳，把自己想要发出的怒吼让紧握稀释掉，我不知道去责怪上天的不公平还是怎样，一个安安分分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遭际？难道上帝、佛陀真的那么不公平？可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甚至是一个厌神论者，我甚至讨厌我的母亲和父亲在家中那莫可名状的香台前的跪拜，当每一次烟火缭绕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冲动：把那神坛上神仙拉下台来，让他们看看，这苦难究竟是为了什么！可是，我又怕一旦神仙真的存在，惊扰了他们，让他们恼羞成怒，反而责罚我的父母，他们那日渐衰去的身躯，怎能经受这般疼痛。我多么期待这些伤痛能够由我来承担。
可是，一切依旧。
除此之外，我想问一下，法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解决黎民苍生的苦难？好像并不是。我一个学法的人发现他没有解决任何苦难！而我深刻的经历让我认定法真的开始堕入工具主义的陷阱，我开始质疑法治信仰的可能性，法治信仰真的能在笔端解决吗？看过很多关于法治信仰论的文章，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我最初也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可是当我的法学和我的生活相遇打破了我这种坚定，法治好像并没有提供一种神奇的解决方案，我甚至不奢求它神奇，只希望它能够按照当下规定的去运转，可是，它依旧不能够如此进行，是司法工作人员在作祟，还是法律本身的恶？难能可知。
我拿出自己的司法考试成绩通知单，我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分数，发现分数和能力并没有关系，孟子曰：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去自己去操作，但发现原来考试、教科书和实践当中出现了这么大的裂缝，二者裂缝似乎造就了我现在的苦难。
学法的人应该都知道古希腊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之死。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人物，如果她真实的存在，即使她并不存在，其所展现的现实逻辑也值得我们深思，而中国同样有这样的悲剧人物，那就是秋菊，我喜欢拿秋菊“说事”，因为在我眼中秋菊的事才是大事，如果秋菊的事解决不了，是早晚要出事的。而我的父亲就是一个秋菊，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庆来（秋菊的丈夫），他们整个司法的过程中用一种悲剧主义的英雄上演着这一幕当代法治悲剧。也许，人们会唏嘘，是为法献身了吗？没有还说啥。其实，为法献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朝一日法成了祭品。在这场司法的漩涡当中，我纠结于乡土的运转和司法运转的矛盾当中，看似合理的法律把一个乡村，把一个乡村相关的社会关系全部打乱，法律以一种正义的化身出现，可是这种手段的出现导致了人们对法治的怀疑，即法治的合法性在乡村出现了危机，我不知道怎么劝服父亲去服膺法律的安排，他们的乡土经验告诉他们法律是违法的。他们责怪法律把他们所有的生活打乱，他们更责怪推动这一法律出台的立法者们。为什么会把他们觉得可以说是恶的法律推广呢？
法学，不是文章堆起来，而是在实践中改良和抽象出来的，有人说中国法理学或者法哲学是脆弱的，我想去反驳，但是却不敢去反驳，因为，我能拿出手的只是文章，是一些理论的推演文章，不是说这些文章没有价值，更不是强调这种知识的无用论，只是这些说服不了秋菊。当我们居于大学校园里满面春风，当我们华丽的教室当中为法治中国发声，当我们励志为法治昌明的到来而为之奋斗，我却在偏僻的角落发现来自别人的讥讽，我发现我们只是屋子里说说，连回音都不曾响起。我们究竟要在屋里子写多少文章？那么文章又怎样让我们就这么坚信法治终将到来，又是什么给了我们勇气去反驳那些来自边角处的苦难的直观性。法治并没有到来，而且，似乎我们在阻止他们到来，可笑的是，我们却以此为炫耀。
情结，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当情结与实践相连接的时候，我们似乎才能去评判。收起自己的情结，认真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