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财经》研究员 金贻龙 编辑 | 鲁伟
研究表明，虽然减负政策的确使低收入家庭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下降，但值得警醒的是，这种下降的代价是他们的子女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近年来，各种“教育减负令”层出不穷，措施一次比一次严厉，但实际效果如何？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2008年-2018年间的教育减负政策实施后，收入分布处于下层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
这项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三位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以《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为题，于近期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三期。
与教育减负密切相关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教育减负究竟是缓解还是加剧了教育不平等问题，学界尚缺少系统研究。基于此，上述论文通过构建微观理论模型、构造减负政策指数，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作实证分析。
从2010年起，CFPS对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14960户家庭共计42590位个人作调查，并每两年做一次追踪调查。
研究者同时梳理了2005年-2018年间全国各地的教育减负政策，以评估减负政策对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的总体影响。
“这一期间的教育减负政策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门槛，加剧了‘寒门更难出贵子’的问题。”研究发现，过去十余年，虽然教育减负力度逐年加大，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在存在剧烈升学竞争的情况下限制教育供给的政策不仅难以减负，反而进一步凸显了教育公平问题。
研究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减负政策的力度经历了三次跳跃式增长，分别发生在2009年、2013年-2014年和2018年。从具体举措来看，包括控制在校时长、禁止设置重点班、限制班级规模等17个指标。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减负措施主要体现在减少校内负担上。
2021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措施力度，都备受关注。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向《财经》指出，“这项研究可以被视作是前几轮教育减负政策的评估，但2018年以后尤其是‘双减’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缺少，而这恰恰也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
对此，研究者也坦言，“因为‘双减’政策执行时间尚短，效果未能全面显现，但等到该政策长期施行之后再评估，恐怕会错过最佳的政策窗口调整期。”因此有必要分析历史上类似政策的执行效果，从而对当前的“双减”政策形成合理预期，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上述研究显示，在2008年-2018年间的减负政策影响下，不同收入家庭的教育总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长出现明显分化。
具体来看，收入分布处于上层10%家庭中，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67%，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增加10.37个小时；而对于收入分布处于下层10%的家庭，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21%，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减少9.19个小时。
研究表明，虽然减负政策的确使低收入家庭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下降，但值得警醒的是，这种下降的代价是他们的子女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一项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中收入分位数为后54%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困难。
相比之下，样本中收入分位数为前46%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容易。此外，收入处于上层10%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
对于减负政策所带来的教育产出的分化，研究者解释称，因为减负减少了校内教育供给，此时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依靠家庭补充教育投资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而由于缺乏相应经济支持，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会被迫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不得不在基础教育上“躺平”。
那么，依赖学生天赋和勤奋能否扭转这一局面？
为了得出答案，研究者构建了三种微观理论模型，分别是：“无家庭教育投资、无升学竞争”“无家庭教育投资、有升学竞争”“有家庭教育投资、有升学竞争”。结果表明，即便是在第一种模型下，减负政策要想有效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由教育支出效用和教育产出的具体形式共同决定，而该条件并不总能成立。
在第二种模型下，最优学习时间只和勤奋程度的分布以及升学带来的额外效用有关。因此，研究认为减负政策也不能缓解学生的学习负担。
相比于前两者，第三种模型才是中国正在面临的现实，在此模型下，研究者提出了教育减负政策实施后的四种假设：一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学概率上升，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学概率下降；二是高收入家庭更可能提高教育支出，低收入家庭更可能减少教育支出；三是高收入家庭更可能增加学习时间，低收入家庭更可能减少学习时间；四是前期家庭教育投入程度低的家庭需加大教育投资，而前期教育投入程度高的家庭的教育投入上升得较少、不变甚至减少。
也就是说，“过去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和勤奋从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后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研究者在论文中写道，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减负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内卷”和 “躺平”这两个相互矛盾却同时存在并愈演愈烈的现象。
当前，以减少校外培训为核心的“双减”已步入常态化阶段。教育部近日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其中明确提到，“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擅自开展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等违法情形及法律责任。”该办法自2023年10月15日起施行。
“只有在不存在升学竞争或者升学率非常高的情况下，限制课业负担和校外教育培训负担的措施才可能有效。” 研究者呼吁，当下推行的 “双减”政策要发挥作用，需要从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升学的竞争压力两方面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