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贾拥民 编辑 | 臧博
对人类行动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经济学。
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被誉为行为科学大师，却始终未能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垂青。素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引文桂冠奖”（即原“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2022年共有3组（共8位）经济学家获奖，其中一组就是赫伯特·金迪斯和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此前，金迪斯就已不只一次被列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
早期经历
金迪斯于194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他的父亲在当地经营家具零售生意。金迪斯的童年是在费城和离费城不远的巴拉辛维德度过的。
从1958年至1961年，金迪斯仅花三年时间就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虽然他后来成了著名经济学家，但是在本科期间，他没有上过一门经济学课程，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本科毕业后，金迪斯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他最初的目标仍然是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不过，在获得了数学硕士学位后，金迪斯对数学这门学科感到失望，因为它与自己时代发生的事情几乎完全绝缘。他决定先保留学籍休息一段时间，并从一个朋友那里接手经营了一家位于哈佛广场旁边的凉鞋店。
然而不久之后，金迪斯就做出了重返校园的决定，但是他不想继续研究纯数学了，于是向他的朋友查克•利文斯坦征求意见。利文斯坦问金迪斯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金迪斯那时虽然已经读过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但并不完全理解。尽管如此，他还是回答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回答改变了他的未来。利文斯坦建议金迪斯学习经济学，理由是“经济决定一切”。于是金迪斯从数学转到了经济学。在研究生阶段快结束时，金迪斯遇到了塞缪尔•鲍尔斯，就此开始了贯穿了他们两人整个职业生涯的合作。鲍尔斯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他本科在耶鲁大学、博士在哈佛大学，专攻经济学。鲍尔斯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去过苏联，还参加过奥地利维也纳共产主义青年节活动。他从1965年起在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
1969年，金迪斯以论文《异化与权力：走向激进的福利经济学》（Alienation and power: towards a radical welfare economics）完成博士学位，被聘为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助理教授，之后又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
1968年，金迪斯、鲍尔斯、迈克尔·赖希、理查德·爱德华兹、斯蒂芬·雷斯尼克和帕特里夏·奎克等哈佛大学研究生和年青教师组织了一个研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团体，定期举行研讨会，将劳动异化、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纳入经济学研究，并且在他们讲授的一门课程“资本主义经济：冲突与权力”中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这几个人还都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创始成员。1972年，金迪斯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对福利经济学与个人发展的一种激进分析》，这篇论文成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宣言”。
在哈佛大学期间，金迪斯和鲍尔斯一直非常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他们还应马丁•路德•金的邀请，撰文支持1968年“穷人运动”。
在当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名单就是一本名人录，其中最有名的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瓦西里·列昂惕夫和西蒙·库兹涅茨，以及稍后加盟的肯尼斯·阿罗，这些人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鲍尔斯的导师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以及阿尔伯特·赫希曼等，也都是享誉全球的人物。然而时人也观察到，当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正在走向分裂，表面上体现为拥有终身教职的教师与其他教师（主要是年青教师和短期聘任的教师）之间存在的明显的“等级差距”，实际上则与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有关。
尽管加尔布雷思当面夸奖金迪斯：“我的左派事业终于后继有人了！”尽管赫希曼等人也试图提供帮助，但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最终还是拒绝续聘金迪斯和鲍尔斯等人。1974年，金迪斯与鲍尔斯、斯蒂芬·雷斯尼克、理查德·沃尔夫和理查德·爱德华兹5位激进经济学家一起被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打包聘用”，结果使这所大学一跃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镇。
终生反叛
可能正是因为金迪斯是从其他学科转到经济学的，他从一开始就看到了主流经济学的问题。金迪斯指出，主流经济学存在两个巨大缺陷，一是假设偏好是外生给定的，二是假设国家保证合同的执行没有成本。在早期，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以下三类重大社会现象：（1）不平等和歧视；（2）广泛存在的异化，以及过于物质主义化的价值观；（3）经济权力的盛行。而所有这些，恰恰都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主题。
1976年，金迪斯和鲍尔斯出版了他们的里程碑式著作《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确立了他们作为激进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地位。金迪斯这时期的论文和著作，一反当时主流经济学的议题，关注贫困、不平等、正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等问题，获得了非常大的反响，他本人也被马克·布劳格在《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中认定为1700年到1986年间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仅仅十年后，金迪斯和鲍尔斯在他们于1986年合作推出的第二本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民主与资本主义》中，在阐述了他们的“后自由主义民主”观念的同时，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批评，并且正式背离了劳动价值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金迪斯从此回归主流经济学正统。在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中，金迪斯和鲍尔斯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全球各地15个小规模社会中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来自各个社会的实验被试都愿意合作并关注公平，而且还会奖励合作者并惩罚背叛者。这些都偏离了主流经济学基于自利假设的预测。但是，金迪斯同时指出，在衡量了各个社会的市场发育程度和生产合作程度之后，发现那些经常与更大的周围群体进行市场交换的社会具有更明显的公平动机，所以认为市场经济会使人变得贪婪、自私、不道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很显然，这又偏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金迪斯于2003年从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荣休，后来又担任过中欧大学经济系和锡耶纳大学客座教授，并从2001年起担任圣达菲研究所外聘教授，开始了对激进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整合，进而扩展到行为科学和演化社会理论等领域。金迪斯是圣达菲研究所中经济学项目继布莱恩·阿瑟之后的又一个核心和领袖，他在圣达菲研究所倡导的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称为“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
从“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到“统一的社会科学”
金迪斯曾经说过，从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他研究关注的核心一直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人类行为模型，解释人类的决策和社会互动。
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荣休之后，金迪斯的科学研究很快进入了“第二春”。在这个时期，他和鲍尔斯在保留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和冲突的理论的前提下，接受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供求原理和价格机制，同时通过演化博弈论，将社会生物学和进化论引进了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构建出综合性的人类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解释了更广泛的经济现象，包括制度的演化，从而超越了经济学的传统界限——不仅关注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而且关注人类的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同时还将人类的决策的环境和文化背景纳入进来。这就是“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
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的颁奖辞指出，金迪斯和鲍尔斯“提供的证据和模型拓宽了我们对经济行为的理解，不仅包括自利，还包括互惠、利他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合作。”这一点在他们的《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一书有非常集中的表现。该书通过引述大量来自种群遗传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模型和证据表明，我们人类的利他主义和道德动机是有遗传基础的，自利偏好以及各种“社会偏好”都可能来自“基因—文化”的共生演化。因此，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行动者，不仅仅是“经济人”，同时也是“利他人、平等人和互惠人”。
金迪斯说，核心问题不是自私的人为什么会慷慨行事，而是基因—文化共生演化如何产生了这样一个物种——许多人会做出牺牲来维护道德规范、帮助完全陌生的人。因此理解行为的进化基础对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以某种方式行事至关重要。在这里不难看出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对金迪斯的深刻影响。“社会生物学”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的，它们像身体特征一样，也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更具有适应性的行为模式会被选择和传播。文化的某些方面和特定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得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具适应性，从而导致这些特征在进化过程中在物种内部传播开来。金迪斯和鲍尔斯认为，在人类进化史上，合作是生存的关键，因为在与其他群体竞争的背景下，合作的群体往往会胜出。
金迪斯强调，对人类行动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经济学，而必须通过跨学科的镜头来展开，因此要探索统一各门行为科学的路径。他在纲领性的《统一行为科学的五个原则》一文中指出，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以及涉及动物和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它们利用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模型来预测和分析决策和社会互动。这四类不同的模型各有各的缺陷，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原则，可以在修正后构建出行为科学的统一框架。例如，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无法解释三个或更多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中的社会合作，因为每个人的具体决策和行动并不总能为其他人所知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结合社会学中的社会规范理论。
引入后者能确保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因为社会规范要求他们完成分配给他们的角色。由此，统一的社会科学可以提供对人类决策的更强大解释。这些主张，在他的《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门社会科学的统一》一书中都有全面深入的阐述。
在他最后一本专著《个体性与纠缠：社会生活的道德与物质基础》中，金迪斯将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理论与理性行为者模型、博弈论和复杂性理论结合起来，为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构建了一个强大、统一的跨学科分析框架，从而展现了“统一的社会科学”的绚烂前景。
金迪斯与中国也颇有渊源。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已经译成了中文。2005年10月，他曾经来中国，参加了由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演化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