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颖馨 陈洪杰
编辑｜袁满
一如过往，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的粮农王峰，正处于自己每年中最忙碌的时刻——秋收。但对他来说，今年的秋收有些不同。
“粮食生产发展势头不错，想要在下半年扩大经营规模。如果资金充足，希望能够到省会城市（济南）发展，并在当地置业。”王峰告诉《财经》记者，秋收期间需要支付此前购买农资的费用，叠加其他资金支出事项，出现了数十万元的资金缺口。
由于缺少可抵押的固定资产，且信用资质等未能达到所需贷款授信额度标准，王峰无法通过银行借款解决眼下的难题，最终不得不暂时放弃扩大经营规模及在济南置业的想法。
无独有偶。在距离山东德州800余公里的江苏省常熟市，从事服装销售生意已有12年的徐霖，正在为如何维持经营犯愁。今年以来，疫情反复导致销售渠道受限，订单量明显下降。为了能够继续经营，徐霖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但由于不是本地人且在当地没有住宅，最终遭银行拒贷。而市场上贷款中介、网贷的高额利息，让她望而却步。
不仅是王峰、徐霖，那些穿梭在城市车水马龙中的外卖骑手、建筑工人、路边摊贩、职场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新市民”。在支撑着城市运转和发展的同时，他们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较难享受到与自身需求匹配的金融服务。
这样的处境被监管所关注。今年3月，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鼓励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强化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据官方统计，目前新市民约有3亿人。
就国家政策层面而言，有业内人士指出，这是“新市民金融服务”首次被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提出。而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市民金融服务被赋予的重要意义，已远超概念提出本身。
有金融监管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直言，“新市民金融服务是一个迫切需要发力、突破的方向，是一个应长期坚持的方向。同时，从总量、结构等方面来看，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方向，未来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因此，需要集中大家的智慧、资源去做，这件事是等不了的。”
如此急切的表述背后，一方面是今年以来，受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疫情冲击明显的超预期影响，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需求收缩明显。如何通过提振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经济金融行业学者反复提及的问题。
“如果通过新市民服务，把总需求带起来，让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这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是非常了不得的，于国于民都是利莫大焉。”上述金融监管人士强调。
另一方面，多名资深金融业人士普遍认为，做好3亿新市民的金融服务，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城镇化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城镇化。对于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刚毕业的人群，不仅应把他们的工作重心与城市结合，也要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家庭与城市紧密结合起来。”上述金融监管人士表示，不能让新市民逐渐与城市相疏离，而应让其逐步融入城市。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人文关怀问题，对中国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亦强调，“要通过把新市民的金融服务做好，让他们更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
今年7月，在“2022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亦指出，很多财富管理者把眼睛盯在中等收入群体上，但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中国14亿人口来说是较小的群体。如果扩大一点，可以看到未来十几年时间是中国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眼下，各路金融机构顺势而动，意图在新市民金融服务市场中分一杯羹。但显然，服务好新市民并非朝夕之事，尚待更多切实的配套政策落地；更重要的是，新市民服务涉及领域广泛，金融领域恐独木难支，财政等多方的支持不可或缺。
内生动力：寻找新增长点
政策引导之下，一场关于新市民的争夺战徐徐上演。事实上，这并非“新市民”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2006年，青岛市、西安市雁塔区先后将“外来务工人员”定义为“新市民”。
随后，国内部分城市掀起“新市民”热潮，相继提出将外来务工人员当作“新市民”看待，尽力消除针对他们的不合理待遇。直至2014年国常会正式提出“新市民”，这个概念才被更多市场人士所知晓。
概念变迁中，“新市民”的范畴逐步扩至包括农村转移人口、新毕业大学生等群体。今年下发的《通知》，则将“新市民”范围进一步明确为：包括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
面对3亿新市民背后的潜在市场需求，被视为主力军的银行业率先出击：制定新市民服务方案、完善体制机制、创新金融产品……“数箭齐发”，多家银行力图在逐步推动政策落地之际，找到业务增长的第二曲线。
“在完善体制机制方面，农行山东省分行成立‘一把手’任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制定了新市民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农行山东省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专家赵春光告诉《财经》记者，在支持新市民创业就业上，农行创新推出多种线上产品，支持各类小微客户1.9万户。
依据上述政策，今年8月，通过合作的农资公司，农行济南山大北路支行行长邵帅了解到王峰存在资金需求，经与王峰沟通并协助其办理贷款申请，最终在36小时内向王峰审批发放了一笔15万元的低息农业信用贷。“过去王峰能获得的贷款额度通常会低于15万元，现在主要是行内对于新市民的金融服务力度在不断加大。”
“这笔贷款到账，顺利解决了秋收期间资金紧缺的问题，后续将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实现更好的营收。”电话中，王峰笑着说，今年秋收情况很不错，在济南买房的首付款已经凑齐，即将成为一名“安其居，乐其业”的新济南人。
事实上，对不少银行而言，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不仅是响应政策要求，更是自身发展所需。
常熟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服务新市民群体，是农商行自身长远发展的内在需求。基于此考量，在《通知》下发后，常熟农商银行不仅制定了新市民金融服务“三步走”规划，同时初步建立起一套服务新市民的体系。
“具体而言，在创新服务模式方面，总行成立‘新市民服务中心’，组建近百人的专业服务团队，创新‘1+N’老乡服务模式，即一名新市民同户籍地的银行员工服务若干个新市民客户，具体实践中采用‘专职+兼职’‘总行+分支机构’联动服务的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上述常熟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基于此模式，该行新市民服务经理在走访中了解到徐霖的情况，第一时间进行详细调查，并于当日为她办理了10万元纯信用贷款，解了徐霖的燃眉之急。
对于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是自身发展应有之意，廊坊银行副行长陈树军深有感触。综合廊坊市多年发展特征以及人口构成情况，陈树军告诉《财经》记者，廊坊是一座新兴城市，而这正是新市民服务的基础和依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廊坊市常住人口为546.41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110.52万人，增长25.36%，廊坊市10年来人口增量占全省同期人口增量的40.1%，而且人口流入速度在逐渐加快。据此，廊坊银行推出“一二三四五”新市民金融服务方案，并于今年5月成立了河北省首家新市民金融服务中心，发行了新市民卡，同时推进建设爱新驿站。截至目前，廊坊银行支持新市民贷款余额达到139.48亿元，当年发放17.68亿元。
不仅仅是银行，保险公司亦加足马力，相继推出针对新市民群体的保险产品。
如在支持新市民创业就业方面，中国人寿聚焦新市民较为集中的建筑行业，开发了“建筑工程”系列13款保险产品，提供覆盖施工现场和施工指定生活区的各类意外身故、意外伤残等保险保障，为近41万家企业提供了覆盖近1600万人次的建筑工程意外保险保障，保险金额超过4.6万亿元。平安产险开展“雇主安心保”业务，截至8月31日，累计为小微企业主提供超3000亿元保障，保障人群超100万人。
7月14日，据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截至目前，已有1798家银行保险机构共计2.88万个金融产品覆盖了新市民。
存量衔接与增量挖掘
银行、保险机构推进新市民金融服务落地的背后，是对这个群体特征、需求等情况的清晰把握。在多名金融业人士看来，“新市民金融服务”之所以被正式提出，主要原因在于其是过去金融服务中的薄弱环节。
这种情况与新市民群体的特征紧密相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调研报告，新市民人群主要呈现四大方面特征：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大；收入较低，社会保障参与度不高；业余生活较为单调，玩手机成为主要休闲方式；经济基本独立，但存款较少，理财观念淡薄，使用网络借贷比例高。
与上述特征相对应的新市民人群具有怎样的金融需求，又存在哪些痛点？赵春光表示，农行山东分行通过调研发现，新市民群体的金融需求主要在住房安居、创业就业、投资教育、生活消费方面。对创业就业融资需求大的主要集中在快递、安保、出租车运营、批发零售等一些重点行业，由于缺乏房产之类的抵押物，他们更希望获得信用类贷款。
医疗保障亦是新市民的核心需求之一。众安保险相关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市民融入城市的时间较短，在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不少人的社会保险往往不齐全或者保障程度较低，对于商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需求也比较高。此外，由于职业不稳定，且收入和职业中风险差异较大，其对意外险服务保障需求也比较高。
此前，《财经》记者针对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20位新市民展开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新市民”的诉求大体可总结为八条（见图2），与前述机构所述内容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过往的服务客群中，已与新市民群体存在重叠。
“现在强调新市民的金融服务，并不意味着过去就没有向这个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比如与普惠金融领域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等，一定会有较高的重合度。”有金融监管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当下正式提出“新市民金融服务”，是希望金融机构更聚焦于新市民的工作、生活等相关领域，同时针对新市民特点设计金融产品。“这是有明确指向的，但和过去也是存在重叠、衔接的。”
“浙商银行客户中就包含个体工商户、个人经营者、理财客户、贷款客户等群体，其中部分群体与新市民群体重合，如进城农民、户籍不在经办机构所在地的客户等。‘新市民’虽是新概念，但属于金融服务的常规对象，获客途径基本与其他群体相同。”浙商银行零售金融总部相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对新市民群体的金融服务已切实存在，只是过去暂没有将其统计归类，针对其特点突出出来。目前，该行也在研究新市民金融服务的专项产品。
客群重叠背后，机构相关工作进展存在一定差异。有大行、股份行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总体来看，部分银行虽然会依照监管要求推进这块业务，但从战略层面看，没有像推进数字化那般轰轰烈烈，也没有像之前的ETC（汽车自动收费系统）业务那般铺天盖地，银行之间就此相互角力的情况也不常见。”
相较而言，部分中小银行推进态度为何更为积极？“首先，在新市民金融服务提出之前，所有的银行基本已经实现无差别服务。部分大中型银行个人客户数达到数亿级别，覆盖面很广，基本实现了全局服务，这其中就已包含新市民群体。其次，从商业角度来看，银行更愿意做分层服务，分群服务不是目前的主要方向。”陈树军直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银行不会有太强的动力再将新市民群体单独作为主要服务方向之一。
就分群服务而言，陈树军表示，长期以来，银行零售业务通常以AUM（资产管理规模）对客群进行分层。基于“二八定律”，用有限的资源、资金服务好20%的人，从财务角度考量，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要想覆盖更多的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分层思维之外，需要重视分群服务，即在AUM之外，应该纳入其他更多元的维度。依照这个思路，廊坊银行零售业务采取了“分层、分群、分区”的三大客户结合服务策略。
“结合廊坊的新兴城市属性，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落地，不仅符合分群的理念，也更有利于廊坊银行在本地深耕，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廊坊银行内部有很大动力来做这件事。”陈树军说。
蔡昉亦指出，很多财富管理者把眼睛盯在中等收入群体上，但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中国14亿人口来说是较小的群体。如果扩大一点，可看到未来十几年时间是中国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老年人、刚脱贫的农村人口、农民工等特殊群体，他们都面临着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应该成为金融与财富管理的对象和盈利来源。”蔡昉说。
可得性提高≠风控标准降低
正如硬币的两面，在紧抓新市民金融服务市场发展机遇的同时，金融机构亦面临不小挑战。
“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市民’具体统计口径的落地，正在推进中，之前金融机构没有针对此类客群进行细分的数据积累；二是由于一些‘新市民’存在缺乏信用历史、本地资产（房产、车产）不足或是就业方式灵活等问题，有别于金融机构眼中的传统的‘优质客群’，对‘新市民’的特殊需求的专属产品目前尚不丰富。”某股份制银行相关负责人说。
常熟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当前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首先，风险把控难度高。新市民具有流动性大、资产积累较差、抗风险能力较弱等特点，新市民信用评价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是这个群体首贷难的核心梗阻。其次，新市民数据获取难。当前缺乏有效的新市民数据获取渠道，难以掌握新市民创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信息，难以提供批量化金融服务。
另有银行人士表示，当前“新市民”缺乏统一标准，各地界定情况各有不同，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导致部分银行相关工作整体推进较慢。“比如对于新市民户籍上有相应的要求，但金融机构无法获取用户的户籍信息。”
根据《通知》，由于新市民在各省市县区分布很不均衡，具体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地方政府政策，明确服务新市民的范围。另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14日，已有27个银保监局印发新市民金融服务通知或细化了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具体政策。
此外，部分金融机构或将面临转型问题。刘晓春表示，随着新市民的出现及其自身的变化，金融机构需要考虑如何转变，这背后包括如何更好地为新市民提供服务、自身进行转型等问题。比如在数字化时代，一些新市民的行为发生改变，这背后就涉及到银行需相应地推动数字化转型。
保险公司遇到的困难与银行亦有相似之处。众安保险相关负责人直言，从供给端来看，一方面由于险企对新市民相关风险数据的积累较为匮乏，在定价和风险管理上存在困难，容易面临承保亏损风险。另一方面，针对新市民专属保障，险企也尚未找到最佳用户触达路径，转化率不足。
面对上述难题，在提供信贷等服务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是否会降低风控标准，进而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现在主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进而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以王峰的贷款为例，15万元的信用贷款能发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是借助了与王峰合作的农资公司信誉。”邵帅解释称，基于王峰与农资公司的上下游合作关系，农行通过农资公司进一步了解到王峰的实际经营情况（比如资金流向、购买农资的数量和品种等），进而保证获取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把控风险。
“要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并不意味着银行要降低风控门槛。通过灵活调整政策、引入可信数据等多种方式，同样能达到服务新市民的目标。”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车宁告诉《财经》记者。
浙商银行零售信贷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满足新市民的融资需求，该行已根据“人房分离”“房产所在地、户籍地、工作/经营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形，明确只要其中之一在贷款行本地，即可作为消费贷款对象；在房贷业务上，只要符合购房资格，即可受理贷款，从而总体上服务新市民群体。
“下一步，将研究针对新市民群体的‘人房分离’‘房产所在地、工作/经营所在地不一致’‘人虽进城、根基在乡’的特点，锁定场景，全国范围内调度城乡两地客户经理，办理抵押类贷款或担保类贷款。”上述浙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
车宁进一步指出，对于部分无法满足银行风控标准，难以得到银行服务的客群，可能更适合由风险承受能力更高的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来提供服务。
当前，部分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确实有意从新市民金融服务市场中分一杯羹。据《财经》记者了解，部分消金公司正围绕新市民，尝试进行产品创新。
“显然，从新市民客群特征来看，肯定是消费金融机构应积极把握的市场。消费金融公司的目标客户相对下沉，大部分都是大专学历或大学刚毕业不久。相较银行来说，这些客群更容易在消金公司获得授信。”某消金公司高管告诉《财经》记者，消金公司对于风险的容忍度高于银行，且比银行更懂场景和消费，这是一大优势。但难点亦很突出，即如何找到或设计出适配新市民的产品。
另一方面，包括乐信、小赢科技等金融科技公司，亦积极涌入新市民服务赛道。“我们一直以来服务的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均是新市民的范畴。”小赢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新市民与小微正逐步成为公司的业务主线，未来将发挥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普惠金融业务与服务新市民群体相结合，推动普惠金融业务持续下沉。
乐信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公司重点从消费信贷和小微企业、个体户需求入手，服务新市民用户：一方面，立足多个场景消费产品服务新市民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探索与金融机构合作新方式，帮助金融机构精准连接并服务目标客群。
提振投资消费“双引擎”
“金融机构永远要关注风险，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有勇气、智慧和能力去服务好新市民。”上述金融监管人士强调，当下，“新市民金融服务”被赋予的重要意义，已远超概念提出本身。
一方面，在多名资深金融业人士看来，做好3亿新市民的金融服务，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中国有1.3亿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记者注：反映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21年的46.7%。另一方面，截至2021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见图1）。
有研究人士指出，2021年的两个数据之间相差约18%，这部分主要就是那些在城镇工作但没有城市户籍，或刚刚取得户籍的新市民群体。
“新型城镇化提了很多年，需要明确，城镇化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城镇化。现在很多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等都有很大改善，但对于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刚毕业的人群，我们不仅应把他们的工作重心与城市结合，也要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家庭与城市紧密结合起来，让新市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上述金融监管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另一方面，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市民被视作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受新一轮疫情和国际局势变化的超预期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2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目标设为5.5%左右。
国海证券分析指出，去年四季度GDP增速仅为4%。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其中需求收缩压力尤为突出，而新市民群体有望成为刺激需求的新主力。
“今年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背景，过去发力的方向很多，比如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投资、外需等等，这些方向还要继续，但当前消费需求的发力，已成为很重要的方向。”上述金融监管人士表示，新进入城市的人群，通常会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从这个角度看，可成为扩大需求的重要突破口。做好新市民的金融服务，本质就是把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进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亦表示，“我们要扩大消费，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针对过去可能没有服务好的人群。把这个人群的金融服务做好，潜藏其后的消费需求便有可能得以释放。同时，从社会学角度看，如果让新市民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人力资本素质便可进一步提高，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
与此同时，新市民服务导向确定，也意味着投资的方向明确，后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上述金融监管人士进一步指出，若居民的需求不知道在哪儿，那投资就不知道在何处。比如当老人、孩子移居到城市，那相应地就需要投资教育、养老、医院、保障性住房等领域。有消费的方向，才有投资的方向，也就是通过消费拉动投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总需求的问题，也是结构性问题，即伴随行业结构的调整，投资要去往相应的方向。而这其中，服务新市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金融无法包打天下”
市场关注，3亿新市民服务能够撬动多大的金融市场规模？其对国内消费需求甚至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有多大？
“考虑到新市民的庞大基数，如果银行积极配合落实，年内或可撬动万亿信贷增量。”华泰证券在研报中分析指出，以“居民贷款年增量/16岁-59岁人口总数（剔除青少年和老年人口）”测算，2021年中国人均贷款增量约9000元。若3亿新市民人均贷款多增3000元，就可多带动近万亿信贷投放。
在浙商银行零售金融总部相关负责人看来，围绕3亿“新市民”群体，其带动的住房、消费、创业、养老等各方面的需求十分巨大。对银行而言要抓住机会，在服务新市民的同时，将新市民转化为老市民，成为长期客户。
多名金融业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看好未来新市民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如果能把新市民服务做好，对经济和消费都会有很大的提振作用。
但当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居民消费信心较弱。在此背景下，有市场人士提出，新市民服务能否如当初“家电下乡”那般拉动内需？
车宁表示，这两种情况不能直接对比，“家电下乡”阶段正值白色家电方兴未艾，市场存在现实需求，因此在政策指引下实现了有效提振，本质走的是需求解决型路径。但当前，居民在物质消费方面的需求并不高，且市场处于从物质消费拉动向精神消费拉动转变的阶段，而精神消费不如物质消费那般有较强的必要性，且精神消费供给端当前又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如果把新市民服务做好，其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陈树军认为，当前需要思考，当传统的消费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如何刺激新的需求？问题的根本在于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说，需要创造而不是复制新事物，进而推动居民消费。这其中，要充分发挥金融对消费拉动的支持作用，从客户群体、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积极创新，要通过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客户体验、降低风险等维度，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在存钱、用钱、借钱、赚钱、保障等方面，让老百姓，包括新市民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将“钱”的事情办理好，让生活更美好、生意更兴隆。
眼下，撬动新市民服务市场，尚需多方努力。从金融机构端来说，需要思考如何围绕新市民需求，针对性地推出符合前者特征的金融产品。
与此同时，应建立起相应的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发挥担保公司的增信作用，由政府主导成立经营实力强、品牌效应好的省级担保公司或省级风险补偿基金，为新市民各类贷款提供政策性担保支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繁等问题。”赵春光直言。
另一方面，在部分金融业人士看来，新市民服务应逐步放宽户籍方面的限制。
“其实没有必要从户籍上对新市民进行界定，不如把范围直接扩大，针对城镇化后由农村进入城市的新市民，无论是否拿到户籍，一旦进入城市生活，我们就去帮助他们尽快地安顿下来，适应城市，让他们更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刘晓春表示，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些配套的金融产品。当然，配套金融产品的前提，首先是城市有针对新市民配套的落户政策。
需要注意，服务好新市民，并非金融一方之事。
“金融包打不了天下。”有资深金融监管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有心理准备，新市民服务最初可能商业性并没有那么好，那就需要从社会责任、长远发展的角度去做前瞻性规划，比如内部可以考虑给一些财务费用、人力资源的支持等。另一方面，监管要从商业可持续的角度来考虑新市民服务的落地，如何让金融机构更加积极地参与进来，在现金流等方面取得合理的回报。这其中，财政的支持必不可少。
赵春光建议，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财政资金引领和撬动作用，充分激发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各类金融机构在新市民领域的服务效能，打造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协同推进的“双重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对新市民重点领域贷款实施贴息。
数据互联互通亦是众多金融业人士频频提及的问题。此前，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在中新经纬上撰文建议，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应该建立跨局域数据共享的征信系统，整合不同部门的数据资源，执行统一标准，采集关联新市民的金融业务、工商登记、税费缴纳、国际贸易、市场诚信等信息数据，为更多的新市民积累信用记录，赋予信用标记，实现信用增值。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重要。“这并非一般性地将街道修改调整，而是有重点地围绕新市民，针对他们迫切的需求提供相应服务。比如说住房方面，可能就需要推出相关的保障性住房；子女教育方面，可能需要提供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比如针对新市民群体的学校等等。”上述金融监管人士直言。
车宁亦撰文指出，除了金融监管机构的规范指导外，政府也应继续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福利均等提供、数据整合流通、风险分担补偿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打造有竞争力的公共基础设施。此外，社会相关方面也应携手共同为新市民创造融入城市生活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在教育培训方面，企业、高校、行业组织等各类机构都应各展所长，提升新市民的工作技能和金融素养，助其跨越数据鸿沟，克服金融排斥。
显然，解决新市民的痛点，帮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做好新市民服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人文关怀的问题，即让大家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正是有为政府的一个重要体现。”前述金融监管人士强调，未来需要权衡、探索的内容还有很多，制度需要不断地细化，法律亦需不断地完善，这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
(作者为《财经》记者；应受访者要求，王峰、徐霖为化名；本刊记者严沁雯、杨芮；实习生铁钰对此文亦有贡献；本文刊于2022年9月1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